以法治方式守护“最美国土”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吕忠梅
2025年9月1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将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自然生态空间，划定为国家公园加以保护，彰显了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护“最美国土”的鲜明态度。
该法确立“国家主导、央地协同、社会参与”的管理框架，建立统一监督管理体制，解决政出多门的问题，体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立动态的、精细的分区管控制度，划设核心保护区实行最严格的保护，一般控制区允许开展不损害生态系统的活动，实现“该管的坚决管住，该利用的合理利用”，体现治理方式的类型化。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不仅体现在设立免费开放日、开展自然生态教育上，更体现在授权地方立法和协同立法，既保证国家立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又尊重国家公园的差异性，为地方探索创新留下空间，体现治理手段的精准化。鼓励社会力量、志愿者参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治的新格局，着力将居民、企业、社会公众从保护的“旁观者”甚至“对立面”，转化为“参与者”和“受益者”，寻求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实现从“人退境进”的被动保护，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动治理转变。（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吕忠梅，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环境资源法、经济法。先后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起草、调研和论证工作；出版《环境法》《论公民环境权》《环境法新视野》等著作；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科研项目近20项。
在守护与共享中发展国家公园生态旅游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规划研究中心教授 吴承照
国家公园生态旅游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嵌入游憩系统、服务系统、管理系统，按照生态承载力、景观适宜性、最小化干扰原则，将旅游的个体消费行为转变为一个集保护、科研、教育、社区发展于一体的可持续过程，其目标是在社会共享中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社区的长远福祉和社会共同保护行动。
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是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高水平保护是动态、系统、科学的智慧保护，不是静态的“看守”。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调动利益相关者积极主动保护，激励全社区积极参与保护，实现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投入低产出高，社会满意度高，社区收益好，生物多样性丰富度增加。
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有序推进与价值实现，离不开生态服务系统、绿色金融系统、社区同盟的共生协作系统、区域城镇系统等多维度支撑体系的协同发力。随着生态保护与游憩体验需求的升级，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呈现出智能化、深度化、疗愈化趋势。对生态旅游的认识要正本清源，回归本质，无论是游憩要素还是服务要素均以生态为本底。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需要定规立矩，界、度、规、治、法一个也不能少。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区域绿色发展是双向赋能双向引领的互动循环关系。（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吴承照，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规划研究中心教授。承担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余项，完成各类规划设计100余项，发表论文200余篇，著作18部，获国家级规划设计奖10余项，国家专利5项，国家及行业标准3项。
探索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智慧化实践路径
——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教授、生物多样性智慧监测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国
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路径”，是一条以智慧监管为基础、以制度创新为保障、以科技赋能为支撑、以社会共治为动力、以国际合作为纽带的复合型发展道路。其关键目标，不仅在于守护自然，更在于以智能手段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未来的智慧国家公园，将成为生态文明的数字化样本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平台，展现出以科技引领治理、以制度保障执行、以社会共治驱动的全新生态治理格局。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已从制度探索走向系统实践，从行政管理走向智慧治理。其独特价值不仅在于生态安全的巩固，更在于以科技赋能、制度统筹与社会共治，推动生态文明体系的全面升级。智慧化监管的深化应用，使国家公园成为数字化生态治理的核心样本，也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生动样本。中国国家公园将以更加完善的治理体系、更具创新性的智慧实践和更开放的国际姿态，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格局中展现东方文明的生态智慧与制度自信。（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张军国，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教授、生物多样性智慧监测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物联网技术及理论、机器人技术及理论等相关研究，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横向课题多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论文5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10余项。
“十五五”时期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形势与任务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贺立龙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通盘考虑内外部风险挑战、推进经济布局调整优化作出的重大部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把握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主动权，以超前谋划与实践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历史主动精神与科学思维，对新时代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强国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在理论上深化认识，把握方向，在工作中抓好贯彻落实。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十五五”时期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为改变国防资源和关键产业在沿海地区过度集中的局面，从国家战略高度推进关键产业腹地化备份和重大生产力腹地化布局，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更大战略纵深空间的动态再平衡。需做好关键产业的腹地备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筑牢安全底线；推动重大生产力腹地化布局，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塑发展动能；打造腹地开放型经济体系，扩大高水平开放，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贺立龙，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金融与产业。在《经济学动态》《政治经济学评论》《管理世界》等期刊发表独立或第一作者论文50余篇，有《企业社会成本问题研究》《商业银行绿色信贷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与施策效率：中国的证据及启示》等学术专著。
统筹把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几组重要关系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李政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充分体现党中央对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壮大实体经济的高度重视。
当前，各国竞争已不局限于单一产品、技术和产业，更多的是产业体系的竞争。作为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大国兴衰，关系区域发展优势和地位。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府科学规划引导，企业积极作为，还需要相应的教育、科技、人才支撑，需要以用户需求、消费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产学研用协同联动。通过跨主体、全链条的深度协作，解决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割裂问题，形成“需求—研发—转化—升级”良性循环。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是要在坚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建设制造强国基础上，处理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政产学研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科技自立自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合作等几组重要关系，走协同发展的建设之路。（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李政，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国有经济理论、创新经济理论、企业理论、区域发展与东北振兴。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有《国有企业与现代产业体系》《创业型经济：内在机理与发展策略》《企业成长的机理分析》等专著，编著、译著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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