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借鉴历史经验、立足现实国情、把握未来主动权的战略部署，是“两个结合”在国家发展与安全领域的理论创新，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对经济布局进行调整优化提供方向指引。“十五五”时期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需做好关键产业的腹地备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筑牢安全底线；推动重大生产力腹地化布局，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塑发展动能；打造腹地开放型经济体系，扩大高水平开放，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关键词:国家战略腹地 关键产业备份 重大生产力布局 “十五五”时期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广西等地考察时提出，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强调“新时期、新时代还是有一个大后方的概念的”[1]。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将“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作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的重要内容，纳入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事项。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3]。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通盘考虑内外部风险挑战、推进经济布局调整优化作出的重大部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把握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主动权，以超前谋划与实践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历史主动精神与科学思维，对新时代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强国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在理论上深化认识，把握方向，在工作中抓好贯彻落实，并以之为重要战略考量，谋划和推进“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重要论述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系列重要论述，是“两个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又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
马克思主义强调运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事物发展，妥善处理局部和整体、当前和未来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作出最有利的战略抉择，化危为机赢得发展主动权。我们党运用唯物辩证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个时期，结合具体形势和情况，预见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动，进行预防性的战略部署，保证了党和人民事业长远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中央对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前瞻性系统性部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掌握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主动权、致力于增强发展安全性的历史担当精神和辩证唯物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比如，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忧患意识，备豫不虞、为国常道的战备理念，腹心未平、难以图远的后方思维，深根固柢、长生久视的治国之道等。这些凝聚中华民族数千年生存智慧的文化元素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拓展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文化根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思想理念与中华文明的战略纵深文化一脉相承，透射出居安思危、备豫不虞、善谋全局的中华文明智慧之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底线思维，是“第二个结合”在国家发展与安全领域的重要理论创造和思想结晶。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广西考察时都强调要建设好战略腹地，对相关省份如何建设国家战略腹地作出一系列指示和要求，推动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战略思想的理论拓展，回答了如何通过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的全域性融合共建，来应对日益严峻的内外风险挑战这一时代课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安全发展理论的原创性成果，开拓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境界。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不只是发展维度上的生产力布局的概念，而且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意义上的重大生产力和安全资源的时空再配置。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并非新三线建设或西部再开发，而是涵盖产业腹地化备份、西部增长极培育和双循环内陆支点构筑的系统性国家战略工程。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遵循生产力发展布局的效率导向，体现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流动和产业转移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内陆腹地对内对外开放动力和活力，推动重大生产力布局全域优化及其战略功能实现的过程。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合理布局思想在中国高质量发展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包含着对增长极理论等西方经济学有益知识成果的吸收借鉴，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理论发展创新作出原创性贡献。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为“十五五”时期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方向指引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心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借鉴过往历史经验、立足现实国情、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重大部署，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因势利导对区域经济布局进行调整优化提供方向指引。
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拥有稳固的战略大后方和发达的腹地经济是大国抵御外部风险、保障经济安全、畅通国内循环的重要基础。
在冷战、反恐以及发起大国竞争的各个时期，美国围绕战略后方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出台了一系列重要计划与政策，如《工业分散政策》《关键矿物清单》《云优先战略》等，确保国家安全、经济韧性和技术领先地位。而由于战前忽视国防工业布局谋划和后方建设，苏联在卫国战争爆发时被迫将工厂紧急迁移、疏散至乌拉尔山脉以东，造成巨大损失。正是汲取这一历史教训，近年来俄罗斯实施“向东转”战略，通过开发远东及北极资源以巩固拓展战略后方基地。
我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展了优化国防工业布局的“三线建设”，奠定战略大后方的工业交通基础。进入21世纪，中国逐步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国家安全和发展拓宽了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新时代以来，中国深化实施区域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等战略，通过空间重构、产业升级和制度创新，不断向中西部地区拓展战略纵深，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保障经济韧性和国家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4]。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运用历史思维，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推进治国理政的生动展现，是掌握发展主动权、筑牢发展基础的关键抉择，必将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支撑。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重大部署，为“十五五”时期前瞻性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因势利导对经济布局进行调整优化提供方向指引。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适应内外形势变化、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为支点，深化东部沿海和内陆腹地的产业协作和发展合作，加快建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通过在更大战略纵深空间内的经济布局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的融合互促。对此，应处理好自立自强和对内对外开放的关系，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结合，引导腹地省份在全国大局中精准定位，既服务国家战略、加强规划衔接，又体现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
“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内陆地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无论是关键产业备份、生产力布局优化，还是增长极和动力源培育、开放型经济体系打造，根本上都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实现。内陆省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要深化东西部科技合作和技术转移合作，利用好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技术，建立健全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同时发力驱动生产力质变的区域创新体系；另一方面，应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顺应产业发展大势，从时间、空间两方面统筹抓好产业升级和转移，借助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机制，承接来自国内外的重点产业转移，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加快建成高质量对接东部沿海产业新布局，具有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十五五”时期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重要任务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十五五”时期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为改变国防资源和关键产业在沿海地区过度集中的局面，从国家战略高度推进关键产业腹地化备份和重大生产力腹地化布局，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更大战略纵深空间的动态再平衡。
做好关键产业的腹地备份，提升国家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筑牢安全底线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快速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世界工厂模式，在分享全球化红利、提升经济实力的同时，出现了产业链供应链部分环节“受制于人”的情况。近年来，受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动荡等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趋于在岸化、近岸化、友岸化，个别国家推行“脱钩断链”、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面对外部打压的升级，我国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减少外部依赖，强化本土产业链供应链，消除风险隐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5]。
关键产业备份不只是国产替代意义上的产业链供应链补短板，还包括风险分散考量下的重要技术产品备份和能源资源储备。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布局在东部地区，电子信息、汽车等重要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在沿海区域，一旦遭受外部冲击，将从整体上影响全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运转。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局部“断链”“断供”导致全链“受阻”“崩坍”风险，必须实施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的“腹地+1”备份策略，从时空两个方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弹性。在内陆腹地省份，特别是成渝等腹地经济核心区域，建设关键产业备份系统、完善重要能源资源国家储备体系，可以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缓冲空间和战略纵深。
推动重大生产力腹地化再布局，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塑发展动能
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是重塑发展动能、畅通国内循环的重大生产力腹地化的再布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扩大再生产及其良性循环以一定的市场规模和交易范围为前提，“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6]。大国经济的特征和优势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潜力最大的内需市场，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西部地区有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消费和经济总量仅占全国的21%[7]。优化生产力布局，同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相结合，蕴含巨大的发展动能。增强发展安全性主动权，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打破区域壁垒，促进各类要素在全国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推动重点产业从东部沿海向内陆腹地有序转移。
推动重大生产力腹地化再布局，要尽快形成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调研时指出，考虑到“我们的主要家当都摆在沿海一带”，“你们这里也要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增长极，一个新的动力源”。[8]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等重大关系。缺乏效率与产业竞争力，腹地经济就难以实现内生可持续发展、建成西部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与动力源，就难以发挥国家战略腹地的安全保障功能。内陆腹地既要增强发展主动性，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进发展方式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构建富有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相对完整的内需体系，又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高质量对接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与东部地区共建协同发展新机制，实现内陆腹地与沿海经济圈联动发展。
打造腹地开放型经济体系，增长内外联动能力，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安全和开放并非彼此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甚至互为条件的。全球化时代的战略腹地，不再是以地理阻隔降低外部威胁、靠内部资源维持战略安全的传统大后方概念，而是通过开放合作、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构建的战略纵深空间和风险缓释体系。我国西部地区内外开放水平与东部沿海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东高西低、海强陆弱”局面未得到根本转变。个别国家对华战略遏制、打压愈演愈烈，甚至出现围堵、封锁之态势，我国以东部沿海为主的单极化开放格局在大变局中暴露出高度的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隐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9]。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纵深推进内陆高水平开放、构筑双循环战略新支点，应对西方封堵威胁的迫切要求，是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战略之举。
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离不开腹地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建设。内陆腹地要通过构建更有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增强内外联动能力，建成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畅通国际大循环的重要引擎和开放前沿。在对内开放上，四川、广西等腹地省份应更加主动服务对接区域重大战略，创新东中西部开放平台对接机制，构建高水平互联互通网络，加强成渝区域协同发展，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成为高质量对接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腹地。在对外开放上，腹地省份应积极参与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服务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
【本文作者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刘小川，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注释略
责 编：冯一帆／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