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青少年社会心态的影响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心理学系系主任、教授 吕小康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已从实验室意义上的单纯“技术奇观”，深度演进为全民可参与的社会过程，其带来的内容生产方式变革也正在重塑社会关系，并引发社会心态的变化。
当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青少年社会心态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认知创造力的影响。过度依赖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会抑制青少年独立思考，但合理的人机协同则可能激发其创意灵感。二是对情感体验的影响。人工智能情感工具的使用虽可暂时缓解情绪困扰，但可能削弱青少年对真实亲密关系的投入与期待。三是对自我认同的影响。频繁使用人工智能形象生成工具的青少年对自身身体意象满意度会下降，导致现实自我与虚拟自我产生冲突。四是对未来预期的影响。工具可降低信息与技能获取门槛，但技术应用能力的差异也可能强化社会分化，使个别青少年产生“阶层固化加剧”的担忧。五是对价值观念的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的文化偏向性对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青少年发展愿景与未来预期、价值理念与文化自信、认知能力与思维模式、情感需求与社交方式、自我认同与生命体验这五大方面的影响，并通过跨学科研究完善社会心态的学理建构，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社会心态培育和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实用建议。（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0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吕小康，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心理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社会心态、医患信任，主要论文有《找回“社会”：重新理解网络社会治理》《社会心态：一个政策概念的生成史及其学科价值》《社会心态治理的元理论思考》等。
人工智能应用中的“耻感”现象及其伦理风险探析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杜严勇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人们在对人工智能进行积极评价的同时，也存在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部分个体倾向于隐瞒、拒斥、贬低人工智能应用，并对人工智能用户给予否定性评价，进而导致人工智能应用“耻感”现象。这一现象极易形成对人工智能的污名化，引发用户的心理焦虑，从长远来看可能影响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接受度、信任度。
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合理接受与应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文化变革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建构一种与人工智能技术适配的智能文化。从智能文化的角度进行伦理风险防范，具有更强的可行性与针对性。要促进文化变革，需要对文化循环的每个层面进行干预，同时不同层面之间需要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与协同性。因此，可从观念、制度、互动和个体四个层面对人工智能应用中的“耻感”现象进行伦理治理：在观念层面，重视媒体在观念传播中的关键作用，积极消除人工智能的污名化；在制度层面，应变革学术管理理念与模式，鼓励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在互动层面，应为人机协同方式提出更多的可行方案；在个体层面，应直面人工智能引发的创造性破坏，在应用中提升人工智能素养，进而推动营造一种更为积极合理的智能文化。（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0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杜严勇，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伦理、爱因斯坦研究，主要著作有《人工智能伦理引论》《爱因斯坦社会哲学思想研究》《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及其解决进路》（论文）等。
新的动荡变革期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陈建奇，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教授 张原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步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风险日益加剧，经济议题的政治化和泛安全化趋势愈发显著，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国际开放合作与经济发展面临不确定性。尽管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具有深层次且复杂的背景因素，但发展不平衡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未能获得预期利益的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趋于消极。因此，如何促进全球化转型，确保发展成果能够广泛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已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
为此，必须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普惠包容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为全球化转型提供中国方案。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必须强化世界共同利益，凝聚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共识，积极应对国际公共产品赤字等问题。新型经济全球化不是强调公平、放弃效率，不是简单强调结果的平衡，而是兼顾效率和公平推动全球再平衡，让世界各国及不同微观主体能够分享全球化红利。新型经济全球化拓展经贸合作新空间，重在推动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以扩大数字经济合作空间的确定性，对冲传统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还需高效率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支撑，探索通过发展数字货币等手段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解决国际金融公共品武器化问题，努力建设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11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陈建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导，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宏观经济与金融、自贸区与“一带一路”等。
张原，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劳动经济学，主要著作有《财政国库现金管理研究》《中国对外投资的特征、挑战与“双循环”发展战略应对》（论文）等。
数字全球化与人类观念的变革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薛晓源
数字全球化具有自组织性、创造性、自我学习、自秩序性、自动生发性、空间多维性、共时性、复杂性、抽象性等特征，其重塑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态世界，也引发数字鸿沟等风险。
人工智能正以自主逻辑开拓前所未有的新世界、催生人类社会新分化、开创人类知识新纪元、塑造新型社会关系。这要求我们加快探索智能时代人类社会观念变革的具体路径，一是承认颠覆性重构的历史应然性。人类必须承认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的颠覆性作用，以积极乐观的姿态，直面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浪潮。二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构建。人类需调整心态，深刻参与这一历史与文化的变革进程，争当“领潮人”而非“落伍者”。三是划定人工智能应用的道德边界。解决人工智能在价值敏感性领域的适用性矛盾，界定无须道德介入的技术场景，明确禁止机器替代人类进行道德判断的禁区。四是构建人机协同的主体间性关系。发展目标应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实现，使技术服务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文明愿景。五是基于未来导向进行动态调适。人类需在技术后果尚未显现时，提前预判并探索治理路径，通过实践反馈持续调适伦理框架，确保观念进化与技术发展始终辩证统一。（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16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薛晓源，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数字全球化，主要著作有《全球化与数字全球化——全球化的现在和未来》《飞动之美：中国文化对“动势美”理解与阐释》等。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
——北京市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相东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历史经验。我国对外开放历经的三次浪潮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三大阶段的持续推进。当前，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促进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制度型开放是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现实需要；深化外贸外资体制改革是打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现实要求。
未来，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路径包括：其一，通过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等，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制度环境；其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针对当前外贸体制方面的短板与弱项，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后”壁垒、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等方面，加快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其三，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深耕中国市场；其四，坚持“企业主体、市场运作、政府引导、国际规则”的协调推进原则，从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方面，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13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马相东，北京市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投资、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著作有《企业异质性与中国出口省际失衡研究》《企业异质性与中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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