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王郁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城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新型城镇化阶段，推动公共服务实现从“有”到“优”、从“广覆盖”到“高品质”的转变，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构建普惠、均衡、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不仅有助于增强城镇的综合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且将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面向未来，我们应持续深化“人－制－地－技”多维协同的系统性改革，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全过程和各环节，让城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价值层面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衡量公共服务质量的最终标准；在制度层面着力打破户籍、财政与行政壁垒，构建有利于人口和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在空间层面坚定落实集约高效、均衡协调的发展理念，推动公共服务资源精准投放与优化布局；在技术层面统筹智慧化建设与包容性设计，推动技术应用能用、好用。（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17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王郁，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治理、区域与城市发展。著有《城市管理导论》《风险社会中的城市居住生活安全及其制度性根源》等学术成果。
我国县域治理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 郝亚光
县域作为我国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既是地方治理体系的“中层治理”单元，又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枢纽。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不仅为新时代县域治理指明发展方向，也进一步明确县域在城市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当新型城镇化进入“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阶段，治理重心已由单一项目推进转向跨层级的体系能力重塑。因而，考察县域治理，关键不在于“做了什么”，而在于“如何能做成”——揭示其得以稳定运行、可复制推广的制度逻辑与操作机制。在多层级治理结构中，县域治理效能的实现有赖于以“机制建构”为轴心的政策转译与制度嵌套、以“资源统筹”为节点的城乡要素链接与空间协调、以“任务协同”为重点的多主体合作与治理统筹三大机制。
以县域治理为抓手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不是单纯的增量扩张，也不是简单的功能分流，而是以人口流动为依据、以要素统筹为路径、以制度协同为引擎，强化县域差异化功能定位与治理统筹能力、提升县域资源整合与要素配置能力、推进县域政策执行与统筹调度能力，推进城镇化建设，持续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要素配置高效性与社会稳定性。（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17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郝亚光，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与公共政策、基层治理与老龄社会。
分类施策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方创琳
县作为一个基本行政单元，上连大中小城市，下接广大乡村，是国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行政单元和空间单元，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和关键点，也是县域产业的集聚地、消费集中地和商品集散地。以县城为节点辐射带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再以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带动更大范围城乡融合发展，是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策略。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求真务实。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县对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重要纽带作用，增强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壮大县域经济，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针对我国县与县之间发展差别巨大的现状，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需要顺应县城人口流动变化趋势，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发展定位、产业支撑等，分类引导，分类施策，分类治理，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不同类型的县和县城发展路径。（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17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方创琳，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获何梁何利奖、国际地理联合会杰出实践奖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科学奖等。
超前谋划特大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安全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詹承豫
特大城市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和安全风险的集中反映区域，其要素集约化、人口密集化、运行高速化的态势日益显著，成为全球或区域性的辐合点，形成复合的功能需求。面对日益复杂的城市系统建设需求，特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应将平急两用功能纳入长远规划。从设计源头贯穿于城市规划全过程，既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安全挑战，又实现对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确保基础设施在设计阶段就兼顾日常运行与紧急状态下的功能需求，从而在不影响日常服务效能的前提下，增强城市应急反应能力并优化资源利用效率。
具体实施中，细分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极端情境，并明确各情境下的功能目标与转换任务，通过精准的功能细分与任务分解制定实施路径，健全平急两用设施的评估与监督机制，推动城市系统韧性全面提升，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同时，需配套建立分级管理与响应系统，科学划分资源配置优先级。紧密结合城市空间特征，如空地、地下空间、风险灾害特点等，完善平急转换机制。充分发挥软硬结合优势，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集成应用大幅提升城市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增强公共基础设施的适应性与灵活性，确保突发事件中功能快速有效转换，切实保障城市运行安全与居民生活需求。（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17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詹承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安全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应急管理、风险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等20余项研究课题。
有效推动文化生态保护区可持续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教授 谈国新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并经文化和旅游部同意设立的特定区域。以“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为目标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在保护非遗的同时，也保护了孕育发展非遗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对于推动非遗的整体性保护和传承发展，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效推动文化生态保护区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民众与旅游资本紧密协同，推动文化生态保护区在非遗传承、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等方面实现平衡、持续发展，达成预期建设目标。一方面，需充分认识到区域内独特的非遗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将保护非遗及其所属的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置于首位；另一方面，要善于挖掘这些资源潜藏的经济价值，以发展特色文化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等为切入点，将保护与发展有机融合，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长期繁荣注入内生动力。（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3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谈国新，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3551”引进人才。主要从事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机视觉、三维建模等数字媒体的研究及产品开发，以及非物质文化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新媒体传播技术体系等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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