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相当有感染力的观点。这意味着，作为杨小凯和张维迎的对手，林毅夫必须面对一个额外的挑战——他所坚持的学术观点，有没有可能为不愿意推动政府改革的保守派官员提供理论基础？不久前，一篇持有这一观点的评论文章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题目叫《危险的林毅夫》。
面对这些反对观点，林毅夫用“虽千万人吾往矣”表达自己的坚持：“学者不是政治家，不能因为‘可能’需要过正才能矫枉而去提出一个不正确的理论。要不然等这些观点变成社会思潮时，社会的变革将会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前苏联、东欧、北非的例子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学者该做的是明辨是非，而不是其他的。这也是我当初和小凯、维迎辩论的动因。”
“从绩效来看，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真正实现国家社会现代化的，非常少。原因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们太相信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他又一次谈起自己的这一学术判断，像是沉浸在某种不动声色的热情里，“我不能说我说的就对，对于中国问题，我和小凯都是瞎子摸象，但是如果我摸到的和他不一样，当然不能完全赞成他。”
2014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几个月前，林毅夫受邀参加了一场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为主题的学术报告会。他演讲的主题围绕“后发优势”与国家现代化展开。
2001年的那个冬天，在北京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杨小凯阐释中国“后发劣势”的起点，正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清末洋务运动开始。
林毅夫的办公室位于北大东北角的朗润园，那里曾经的主人是洋务派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提倡“自强”的道光皇帝第六子奕。
“林毅夫算是洋务派精神的传人。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观也是危机感的体现，近于康梁，要求进行变法。”一篇纪念杨小凯的文章这样写道。
杨小凯的学生、澳门大学教授孙广振也在回复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谈道：“这个‘技术与制度’之间鱼和熊掌如何取舍，以及取舍时机问题的说法，对于理解过去一百年来的某些重大论战，颇有帮助。”
某种意义上，杨小凯与林毅夫这样的当代经济学家，正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致力于运用自己的知识与思想为国家效力。中国的未来也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改革路径选择的思想交锋中，究竟哪种阐释更占上风。
今年，林毅夫《中国的奇迹》一书即将再版，杨小凯的经济学全集也马上就要问世。不久之后，人们将会再次打量他们各自的思想火花。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命题上，杨小凯与他的对手重逢。（林衍 实习生 赵雅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