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学术观点频遭白眼，他关于中国经济可以高速发展30年的乐观甚至在一般的社会公众那里都难以引起共鸣。”一篇题为《林毅夫缘何孤独》的评论文章这样写道。
今年的杨小凯追思会后，林毅夫的发言全文被财经类网站转载，结果评论中出现大量激烈意见，他对于“有为政府”的强调以及他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再一次让他成为许多人眼里的“官方经济学家”。
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将这些观点转达给林毅夫，并告诉他有人称其为“屁股决定脑袋”时，林看上去并不吃惊。
“我知道有些人给我贴上了‘政府派’的标签，国内的学术讨论很多是在用立场分人，用一派的立场去批判另一派的立场，而不看观点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个逻辑又是不是严谨。我的看法的确有很多是和国家政策不谋而合的，但是你要看，是我先说的，还是政府先做了我才说的？我是不是从1988年以后的思路都很一贯？别人的评价我管不了，但我知道我是按我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独立学者。”他仍然保持着一贯温和的语气，但显然，他并不认同那样的指控，“而且说我不批评政府，这也不对吧？”
他所举出的反例之一发生在2012年。当时，无论是决策部门还是学术界，都在谈论“如何将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消费为主”，而刚从世界银行归来的林毅夫却认为，中国仍需以投资拉动为主，“我几乎是唯一坚持的人了，如果是‘亲政府’，我不该这样子啊，不该顶牛的。”
“我相信他本质上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政客。从他写的东西来看，我认为是那些东西本身使他相信，而不是他为了迎合什么人说什么话。”经济学家华生给出了这样的判断。他是为数不多表示“在承认后发优势占据主导这个问题上，我跟林毅夫更靠近”的学者。
“我也被人骂过‘投机’，用不着辩解，这太正常了。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舆论倾向，你在中国离开官方语境说话可能是更有市场的，但在印度你这么说话也许就没有市场。你坚持自己的观点，跟时髦的说法不太一样，难免会有被冷落，被排挤，被抨击的时候。关键在于你的观点能否在学术上立住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华生说。
几天前，华生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怎样纪念杨小凯》的长文。他的观察角度颇为独特：“后发劣势并非小凯的什么重要研究成果，甚至也不是他的原创，现在却好像成了小凯的主要成果和遗产……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他将此现象视为中国知识界对于改革问题的一种投射，“为什么都热心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大家头脑里早就先入为主有了一个观点，借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认识。”
不久之前，经济学家韦森出版了自己的新书《重读哈耶克》。在书中，他用大量篇幅描写哈耶克与凯恩斯有关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论战。“这很契合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韦森说，他自己也曾写过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反驳好友林毅夫，里面不乏“非常尖锐的批评”。
“无论各位同仁观点多么不同，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观念的变迁在社会制度变迁中起着根本性作用。”作为追思会的主办者，韦森在现场这样总结道，“在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到底什么才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构架，中国的经济学为之该向何处去，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进一步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