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强调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不是说我们没希望，而恰恰是希望通过警惕来摆脱它
上海的追思会结束后，网络上出现了不少以“论战”为主题的报道。只不过，林毅夫这一次的对手，从杨小凯变成了张维迎。
一段19分钟的视频记录了追思会上这场辩论的全过程。张维迎、黄有光、林毅夫三人从左至右并排坐在长桌前依次发言。这种左中右的排序，恰巧与他们在思想光谱上被公认的立场相反。
这并不是一次预先安排的交锋，更准确的事实是，在政府到底该在市场经济领域里如何作为这一话题上，张维迎与林毅夫的发言内容天然形成了某种对抗。
“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张维迎用亚当·斯密的话表达自己对于政府的认识。林毅夫则相信，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
会后，关于这场辩论的评价走向两个不同的极端。一位在场的中生代学者表达了失望之情，他认为其中的含金量并不令人满意，“在学术上没有深入进去，就像是给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论辩贴上了一个中国标签”。
但另一些人则从中读出了意味。“本世纪初的中国还处于闷声发大财的阶段，因此杨林之争的实质还是学术层面的专业讨论。”作为中国改革的长期观察者，记者卢跃刚发现，“当中国的GDP排到世界第二之后，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在人们的心理上都出现了很明显的结构性分化。自负的情绪和迷茫的情绪都有，整个社会在进行话语争夺。十几年后，我们恐怕要在更大的背景下去理解林张之辩。”
在北京一家咖啡厅里，中国青年报记者向张维迎转达了这些评价。“我同意卢跃刚所说的。”这位以发言直率著称的经济学家抬起头，他刚刚旅行归来，皮肤晒得黝黑，而标志性的白发也愈发明显。
张维迎说，这些年来，他很担心那种自负的论调，“以前要改革的东西，现在是不是能变成别人学习的模式了？”他记得，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许多官员“还比较谦虚，总抱着学习的态度”，结果2009年过去后，“不一样了，有些人变得很傲慢，以前是学生，现在却开始想当老师”。
他表示，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人替代杨小凯的角色，而他愿意成为那个人。“现在强调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不是说我们没希望，而恰恰是希望通过警惕来摆脱它。我们真的不能说改革已经成功了。如果小凯所说的那些制度扭曲不解决，我们这个大厦永远都是在沙滩上。”
或许，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会记得他与林毅夫在杨小凯追思会上相互传递话筒针锋相对的时刻——就像他们在1995年争论国企改革是否需要产权明晰，在2009年争论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是否需要反思，这些争论都引发了学界的大讨论。但让张维迎感到失落的是，尽管看起来他的观点总能在知识界获得更多支持，却很难赢得官方政策的回应，“许多官员退休了才开始认同我的观点”。
张维迎举起茶杯，慢慢地抿了一口茶。他想起一个比喻，“所以我才觉得小凯的观点更重要，这就像一个人在富裕起来以后，真正担心的是营养过剩，而不是营养不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