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中，周其仁讲述了自己与杨小凯相交的几个片段。他1984年去蛇口考察时第一次遇到杨，然后是1987年，他接杨小凯回国做学术讲座，在路上，杨批评了北京当时能够参与决策研究的一些年轻学者知识不够，但因为靠近权力中心，显得自以为是。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天则所，听杨讲“后发劣势”。
在那次演讲里，杨小凯提到自己参观浦东的加工出口区，结果发现85%的企业里国有公司都占了一半以上的股份，连一些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都是政府在办。“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杨小凯的理论框架里，以双轨制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必然带来大量垄断，而这种制度环境将带来严重的腐败与收入分配上的巨大不公。
杨的讲述让周其仁觉得“有说服力”，“小凯当然看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绩，但他也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让我们说，国家、私产、市场等这一套协调分工水平不断提升的制度基础已经很稳固了……我想说，小凯可能是很难安息的，因为他的工作、他探索的问题都不容易让他安息。”
2014年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继续保持着令世界瞩目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腐败与贫富差距也日益成为这个国家必须正视的病症。
许多人将这些现象与杨小凯有关“国家机会主义”的论述联系起来。张维迎认为，杨小凯在十几年以前的说法和思想之所以到现在仍被讨论，“或许就是因为他当年所担心的问题如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周其仁在回复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写道，自己仍然保留着2004年《纪念杨小凯》一文中的判断，没有新的话要再说，“很多看法，要经受的检验期是很长的，多说也帮不了多少忙。”几天后，他又回复了另一封邮件，“其实，2013年后重提深改（深化改革），就是对你们关心问题的回答。”
显然，林毅夫注意到了这些学者对杨小凯观点的支持。采访中，他专注地听记者提问，身体前倾而不是靠在沙发背上。
“我不认为以现在出现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就能论证小凯所主张观点的正确性。”他以推行“休克疗法”的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作为反例，“他们就是模仿了制度，但今天回头去看，腐败也好，贫富差距也好，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更严重，但我们的快速发展他们没有啊。”
他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定，“很多人说我只要发展经济不提制度改革，这是又一个误解。我从来没有说过不改革，我只是强调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审时度势地改革。因为改革政策的对和错是要看时机的。”
这个回答很容易让人想起周其仁的一次演讲——周说中国的计划经济满打满算也就20年的时间，但是改革这个计划经济，“从1978年到现在却已经30多年了”。
记者就此问林毅夫：“很多人认为改革往往是先改容易的，再改难的，如果一直拖下去，改革难道不会产生惰性吗？会不会想改也改不动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