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80年代的国企改革和现在的国企改革相比，哪一个更难？”他直接反问，“你不能说后面的改革就难，前面的就容易。1978年时从一机部到八机部有8个部长代表国有企业,改起来会比现在容易吗？1978年的农村改革容易吗？所有公社社长都是‘土皇帝’啊！所以，改革不是阻力大小问题，而是判断利弊的问题，当改革利大于弊的时候不就改了吗？”
“但是谁来衡量这个利弊？你怎么知道就一定能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而不是贻误时机？”记者追问。
“首先，学者对时机的把握就一定正确吗？其次，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政策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怎么能持续35年9.8%的高速增长？瞎猫碰死耗子，也只能碰一次吧。”林毅夫的回答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中国的经济奇迹，始终是他理论框架里最为重要的论据之一。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与杨小凯最根本的分歧所在。
“小凯当然知道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比如技术、资本、信息等方面，可以从先行发达的国家那里‘借光’，无须完全靠自己，所以经济上有很多后起之秀，追的速度可以很快。小凯看到了这一点，但想到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所以对制度方面的改革掉以轻心，认为不改不是也很好吗，甚至还认为自创了新的人类文明。由于问题被掩盖，实质改革提不上日程，最后等到发作的时候，来不及了。”周其仁曾专门解释过杨小凯的观点。
接受采访前，林毅夫正在参加一个闭门研讨会，主题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这一问题曾先后在日本、美国和现在的南欧国家爆发，如今它也是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挑战。
“相比于‘后发优势’带来的短期效果，杨小凯似乎更强调它的长期隐患乃至失败风险。你如何能证明中国的经济一定不会出现他所担心的情况？”记者问。
“所以我没有回答你提到的关于输赢的问题。”林毅夫稍微停顿了一下，用一句话结束了这个话题，“起码在过去的这些年，小凯担心的事情还没有出现。”
从杨曦光到杨小凯，从林正谊到林毅夫
杨小凯与林毅夫之间关于中国改革道路选择问题的论争，曾经被这样描述：“这个当年最著名的经济学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很多人分析中国当代经济的两种范式。”
这场具有标本意义的辩论因改革前途的分歧而生，而两人人生轨迹的交叉，则源自中国改革的起步。
1979年的长沙，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校对工的杨小凯正日夜加紧复习，准备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千里之外的台湾，在金门当兵的林毅夫已经做好横渡海峡的准备，他最终成功偷渡到大陆，并在不久后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
在此之前，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都堪称传奇。林毅夫年少时就崇拜修都江堰的李冰，有“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的抱负。他后来成为被蒋经国称为青年榜样的明星军官，心中宏愿并未消失，“日日看到大陆的山水，不游过来，我内心就不能平静”。
年长林毅夫4岁的杨小凯也有着同样的雄心。那时候他还叫杨曦光，少年老成，曾效仿毛泽东横渡湘江，只身到湖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并认为自己有义务向毛主席汇报这个国家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文革”中，20岁的杨小凯写下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存在新的特权阶级，要建成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必须再来一次新的暴力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