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如学者汪丁丁所指出的，杨小凯还始终保有中国“第六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特征——其心理结构的塑型期，恰与共和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重合。他们习惯于“反潮流”，但对脚下这片土地情深意切。
与杨在美国共同学习过的一位老友曾经以为，杨小凯已经决定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杨的学生张永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的办公桌上如今仍摆放着和杨小凯的黑白合影。张永生说，每一次和老师谈话，“他都会提到中国”。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杨小凯专门请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做学生的院外导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布坎南的学说致力于解释“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之间的关系，而杨认为这对于解释中国问题颇具参考价值。
重病入院前，他曾发信向系主任请假，并在邮件中请教了有关英国光荣革命和圈地运动的两个相关法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杨小凯又试图将中国土地问题纳入经济史的框架去研究和解释。
“在他身体最糟糕的时候，还在想着中国未来的出路。”张永生说。
或许正因如此，杨小凯多年来总是试图在专业主义与公共关怀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1985年，他与当时同在美国读书的钱颖一等人筹办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的研讨会，并发起成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杨小凯结识了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的林毅夫。
后来被视为“论敌”的两人，其实相当欣赏对方的学术造诣与过人天资。1990年，后来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韦森赴澳读博时曾到杨小凯办公室做客。他清楚地记得，杨小凯专门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装订好的博士论文，作者正是林毅夫，“这部论文做得很有水平，毅夫的经济学功底甚是了得，做得很规范。你可以好好参考。”事实上，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林毅夫也曾在公开场合将杨小凯称为自己“效法和学习的榜样”。
追思会现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在持续一天半的会议里，林是少数几位从头到尾完整参加而没有提前离开的学者之一。
这两人曾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中国改革的具体进程中。出国前夕，杨小凯加入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并曾直接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他们会见邹至庄等见证台湾经济起飞的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起点同样是农村改革。他1987年归国，进入中国改革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的一名副所长。
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杨小凯2001年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后来屡屡被人提及。当时在现场的财经作家苏小和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做杨小凯的经济学家，“瘦弱，有些苍白，在那个所有人都在谈论‘后发优势’的时代，为我们慢慢讲述着‘后发劣势’的课题。”
“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有可能失败。”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杨小凯引用了经济学家沃森提出的一个概念，“Curse To The Late Comer”，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对后来者的诅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