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国家公园建设的显著成效与经验启示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何友均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自2021年设立以来，实现自然保护地体系从“零散保护”向“系统保护”、从“多头管理”向“统一治理”的历史性转变，在生态保护、制度创新、社区协同等方面取得瞩目成就，积累了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坚持系统思维、依托科技赋能、践行全民共享以及立足国情实际创新路径等经验。“十四五”时期，通过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实践，我国生态系统保护成效显著，旗舰物种种群稳步恢复；制度体系逐步健全，治理架构日趋完善；科技支撑能力全面提升，监测监管精准高效；社区协同发展深化，共建共享格局初步形成；文化传播广泛深入，国际影响持续扩大。
随着《国家公园法》的实施和“十五五”规划的深入推进，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将迈入法治化、规范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十五五”时期，国家公园建设需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强化生态保护、深化科技支撑、促进共建共享、扩大国际合作，加快构建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何友均，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林草战略与规划、林草碳汇与市场、生态经济与政策、森林多目标管理与评价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28部。
深入把握国家公园法的价值理念与实践导向
——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秦天宝
作为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最美国土”，国家公园的保护管理事关国家生态安全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自2015年启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到2021年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再到2025年9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历经十年探索，进入法治化新阶段。《国家公园法》通过明晰保护与发展的边界，引导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构建起中央统筹、属地管理与机构执法的权责配置框架，确立分区分类的差异化空间管控模式，并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共享机制，解决了自然保护地存在的“九龙治水”难题。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发展到今天，国家公园内旗舰物种数量持续增长，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稳步提升，当地居民生活得到持续改善，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不断完善，特点鲜明的国家公园理念和国家公园文化广泛传播。面向未来，应进一步优化举措，确保在严格保护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同时，有效激活国家公园的生态产品价值，让绿水青山成为可以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金山银山。（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秦天宝，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生态环境专业技术领军人才。主要从事环境资源、生物技术、海洋与水、能源气候等领域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教学、科研和实务工作，发表论文近100篇，出版著（译）作10余部。
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惠民之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李宏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强调优良生态环境作为基本公共产品的属性。国家公园作为“自然瑰宝”和“国之大者”，其建设不仅是生态保护的重要举措，更是提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战略途径。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依据其资源属性可分为三类：一是以自然资源保护为主要目标的调节服务类产品，如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等生态系统支撑功能；二是建立在资源可持续利用基础上的物质供给类产品，具体表现为生态农业产出、林下经济作物、可持续畜牧业和渔业产品等；三是以生态体验与知识传播为重要内容的文化服务类产品，包括生态旅游、自然教育、科学考察等。国家公园提供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其价值实现通过三条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路径，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普惠性民生福祉供给体系。
我国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始终将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与实践探索，形成多种具有示范意义的惠民模式。这些模式不仅有效保护珍稀自然资源，更通过社区共管、生态产业融合、协同治理等机制，将优质的生态产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在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三个维度同步推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实现。（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李宏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为生态文明制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出版专著4部，合著5部，发表论文100余篇，主要著作有《绿色发展：走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当代中国实践》《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研究》等。
全球治理倡议的深刻内涵与战略价值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原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研究员 陈文玲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具有深刻的内涵与重大的战略价值。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和平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形成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顺应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期待，为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领域的全球合作，提供了公正、合理、有效的制度框架和规则体系，是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永续和平与发展，形成有效、有序、有力全球治理的重要遵循。
从全球治理倡议的近代历史维度看，近现代国际治理体系形成，既是世界秩序不断失衡与矫正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寻求共识与共治的产物。从全球治理倡议的中国贡献维度看，中国对联合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是维护国际秩序与公平正义的重要建设性力量。在国际局势发展的每个重要关头，中国都提出了具有战略贡献的思想理念，提供了全球治理的稀缺产品——思想产品。从全球治理倡议的现实需要维度看，全球治理赤字在多个领域持续加剧，现有国际体系的规则、机构和资源，已无法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从全球治理倡议的战略价值维度看，中国始终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大国的责任与担当。（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原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研究员。长期致力于国际战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流通经济、新经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方面研究，出版著作50余部（其中合著17部）。
大力推动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高质量发展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钟茂初
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针对资源循环利用，我国已构建一套系统完整、层层递进的中长期政策体系，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规划指引。“十五五”时期，我国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应切实推动相关规划目标落地见效，着力破解当前面临的实际困境。与此同时，需与“有效稳住经济基本盘”“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等“十五五”时期重大经济目标协同推进。
推进机制创新，系统性地矫正市场失灵，将外部性内部化，重构市场信号与激励约束机制，从而破解“循环不经济”难题。借鉴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弯道超车”发展经验，通过有效的政策支持，系统降低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加速技术迭代、市场培育与产业链成熟。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钟茂初，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理论与政策、生态文明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代表性学术著作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中国古代经济治理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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