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具有深刻的内涵与重大的战略价值。从近代历史维度、中国贡献维度、现实需要维度与战略价值维度看，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和平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形成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顺应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期待，为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领域的全球合作，提供了公正、合理、有效的制度框架和规则体系，是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永续和平与发展，形成有效、有序、有力全球治理的重要遵循。
关键词:全球治理倡议 中国贡献 战略价值
【中图分类号】D815；D820 【文献标识码】A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期间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核心主张是：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1]。中国以大国应有的历史担当与战略远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方法和路径，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指引人类前进方向，再次贡献了中国智慧。我们要深刻把握这一重大倡议的深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入新的阶段。
近代历史维度
从全球治理倡议的近代历史维度看，近现代国际治理体系形成，既是世界秩序不断失衡与矫正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寻求共识与共治的产物。世界历史进程并非单线演进，而是既充满偶然性、多样性与曲折性，又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上，呈现出整体关联、辩证统一与螺旋式演进的历史趋势与时代特征。国际秩序的周期性演进并非人为臆造，而是主客观因素相结合，并不断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复杂进程。
近现代国际治理体系可追溯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年—1648年）是历史上第一次整个欧洲参与的大规模战争。战争结束后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重要的基本行为体。人类历史上成文的世界秩序构建原则由此发端、演绎，并开创了后来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全球治理雏形，对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促使人们寻求建立制度化和平机制。1919年，巴黎和会上签署的《凡尔赛条约》，由于其代表性不足问题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重要国际文件相继发表，中国均积极参与其中。在这一基础上，1945年50个国家代表签署的《联合国宪章》，成为重大战后遗产，赋予联合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崇高使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体现，也标志着战后国际秩序的确立。在这一基础上，一系列国际组织相继诞生，国际秩序与治理规则逐步确立，为全球稳定运转提供了框架。
80年来，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依然是人类应对共同挑战、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遵循。联合国成立后，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已独立并成为其会员国，这些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客观上需要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现实需要，确保其在全球治理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旨在坚定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各国依托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指引。
中国贡献维度
从全球治理倡议的中国贡献维度看，中国对联合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是维护国际秩序与公平正义的重要建设性力量。在国际局势发展的每个重要关头，中国都提出了具有战略贡献的思想理念，提供了全球治理的稀缺产品——思想产品。
自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的54年间，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公平正义、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全球减贫、恢复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主张和建议。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同时冷战阴云笼罩世界，“强权即公理”的理念甚嚣尘上，刚刚获得独立的新生国家渴望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在此背景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于中国，迅速走向世界。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大大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念，为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习近平主席继承并拓展了我国国家领导人在思想理念方面对联合国的重大贡献。针对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这些构成了理念先进、目标一致、功能互补、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全球发展倡议激活发展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厦的“发展支柱”，以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共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聚焦战争与和平、冲突与稳定等问题，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营造和平稳定环境；全球文明倡议凝聚价值共识，推动国家间合作从地缘或利益共同体，升华为文明共同体；全球治理倡议顺应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期待，为发展、安全、文明领域的全球合作，提供公正、合理、有效的制度框架和规则体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全球治理倡议以多边主义为基础，并强调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2]。
现实需要维度
从全球治理倡议的现实需要维度看，全球治理赤字在多个领域持续加剧，现有国际体系的规则、机构和资源，已无法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我们不能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治理体系的重要作用和历史贡献，同时应看到这一体系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原来主导建立国际治理体系的国家，现在沦为战争的肇事者、推动者与助燃器，将本国利益凌驾于全球福祉之上，导致和平与战争的天平发生危险的倾斜。
全球军事冲突扩散。2024年是近80年来全球武装冲突数量最多的一年[3]，同年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总人数达到1.2亿，创历史新高[4]。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的涨幅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达到2.7万亿美元[5]，而联合国批准2025—2026财政年度的维和预算，总额仅为53.8亿美元[6]，比例悬殊。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苏丹内战等危机中，联合国安理会因大国分歧，多次无法通过关键决议，行动能力严重受限，甚至有联合国官员在加沙不幸殉职，却难以达成实质性成果。联合国的权威正在受到严重挑战，当多边机制无法有效遏制冲突，当强权政治取代规则共识，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风险便陡然攀升。原有国际治理体系局部失灵，已成为摆在世界面前的重大挑战。
科技霸权扩张。技术垄断加速全球文明秩序失衡，数字鸿沟日益加深。根据国际电信联盟数据，2024年无法上网的人口估计为26亿人[7]。科技霸权并非简单的技术领先，而是通过重构全球科技体系，实现对文明进程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领域，一些国家通过控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实施技术霸权。以“国家安全”为名，通过关税、科技、资源三重手段，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如在半导体领域，尽管全球供应链高度复杂，一些国家仍凭借在设计、制造、设备等核心环节长期积累的优势，利用科技霸权，将切断产业链供应链异化为“科技霸权工具”，迫使全球企业面临“承担高关税或重构供应链”的两难选择，乃至付出巨大成本。其二，在空间领域，科技霸权正演变为对物理空间的无序瓜分。1000米—3000米以下的低空经济、8000米—12000米的航空网络、低轨卫星星链与太空设施，构成了立体空间治理的新场域，却因大部分空间区域“无规则、无标准、无秩序”，成为科技强国的角力场。一些具有科技优势的国家申请大量低轨卫星、资本支撑的公司主导发射量，这种“以数量定归属”的逻辑，实质上是在用技术优势垄断公共空间资源。若全球太空军事化发展成为现实，那么掌握技术制高点的国家将会对其他国家形成“降维压制”。其三，科技霸权正与传统霸权叠加，形成对他国的霸凌和复合压制。近年来，有的国家无视多边规则，在贸易战与领土争端中摒弃国际惯例，本质上是在用科技优势强化“强权即公理”的逻辑。科技霸权助长少数国家重构货币体系与垄断空间资源的能力，再叠加军事与经济优势，全球治理便可能陷入“规则空窗”与“权力垄断”的恶性循环。如国际组织被边缘化，公平正义被技术鸿沟吞噬，人类文明的延续有可能失去制度保障。
全球贸易体系受到重创。逆全球化声浪依旧汹涌，个别国家发动的贸易战几乎波及世界上所有国家，贸易投资呈现政治化、武器化趋势，叠加“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的行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几乎已被分割或解构，全球贸易与金融网络碎片化程度加剧。全球性贸易谈判停滞不前，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长期停摆，世界仿佛回到20世纪上半叶贸易金融以邻为壑的岁月。全球发展赤字呈几何状增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4年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全球约11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其中超过半数是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8]。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公共债务从2023年的97万亿美元增至10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9]。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滞后。2024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创历史新高，面临碳排放持续攀升的严峻现实。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微增0.8%，总量达378亿吨，再创历史新高。气候资金落实仍存较大缺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发达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总额为883亿美元，虽较2023年增长12%，但仍未完全兑现1000亿美元的年度承诺，且气候适应项目的资金占比仅为三分之一左右，与巴黎协定要求的平衡分配存在明显差距。技术转移壁垒亟待突破，清洁能源技术专利仍高度集中于全球少数头部企业，发展中国家技术获取成本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这种技术垄断严重制约全球减排进程，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将无法实现《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10]。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每年的发展筹资缺口估计达到4.2万亿美元[11]，且这一缺口仍在扩大。
世界正站在一个时代的分水岭上，全球化的持续深入既带来机遇与收益，也带来一系列全球性挑战，步入一个国家间竞争博弈加剧的新阶段。这些挑战的规模和速度，超出单一国家的应对能力。虽然全球性紧密的经济联系趋势似乎不可逆转，但关于这些联系的规则、可接受的行为范围、协调机制，以及解决争端和执行协议的方式正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大国间关系不同于20世纪中期的意识形态对立，但塑造国际行为准则的斗争仍然激烈。尽管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新兴的大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影响力。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坚持问题导向，为世界突破困局指引了方向。
战略价值维度
从全球治理倡议的战略价值维度看，中国始终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多次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期待、顺应历史大势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提供重要战略引领。
全球治理是指国际社会通过规则、机制和合作方式，应对跨国性挑战、协调各国利益、维护全球秩序的过程。全球治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几百年来，全球治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治理的概念产生并兴盛于欧美，理论上脱胎于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在思想根源上与“西方中心主义”“文明优劣论”“种族优劣论”等密切相连，具有先天缺陷性和历史局限性。理想的全球治理体系应体现公平性，尊重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和诉求，避免和反对霸权主义或单边主义，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随着国际力量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的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成为大势所趋。
新形势下，聚焦“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一急需回应的时代课题，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绝大多数国家之所盼，是绝大多数人民之所需，是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之所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摒弃了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理念，强调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分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导向。全球治理倡议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涵盖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形成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奉行主权平等，这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础。习近平主席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强调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12]，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这是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诉求。当前，联合国宪章中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并未完全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得到落实。有的霸权国家采取以强凌弱，对小国、弱国、盟国呼来喝去，甚至直接提出吞并领土诉求。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少数国家垄断全球治理的不平等状况，不应再继续下去。完善更加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体制与机制，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共同维护、共同执行，没有也不应该有例外。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各国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都有权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
全球治理倡议坚持遵守国际法治，这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原则。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必须毫不动摇加以维护，只有国际社会共同维护法治精神，才能汇聚起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的积极力量。全球治理依赖于国际规则、法律和制度框架，如《联合国宪章》致力于维护和平，《巴黎协定》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等。这些国际规则为各国提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制度框架，核心目标是解决超越单一国家能力的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经济不平等、网络安全等。中国一贯主张并践行大国责任担当，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力量；中国一贯维护国际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体现出中方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的坚定支持。这与当前少数国家大搞“双标”，将国内法律转化为“国际法”，将“家规”强加于人，严重冲击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形成了鲜明对照。
全球治理倡议坚持践行多边主义，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是多边主义，其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全球治理的主体不仅包括主权国家，还包括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公民社会等。根据《国际组织年鉴》统计，国际组织数量从20世纪初的200余个增至目前超过7万个，它们在环境保护、人权、发展援助等多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球化深入发展客观上加速了不同国家、社会、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西方霸权主导的国际旧秩序越来越不合时宜，甚至成为新的紧张和冲突的根源。多极化格局呼唤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切实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直击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不足问题，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多边组织合作，携手各国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倡导以人为本，这是全球治理的底层逻辑。以人为本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内核，只有以人民的获得感为目标，不断为民众提供和平发展的信心和稳定预期，全球治理体系才能得到广泛支持并有效运作。一方面，中国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中国一贯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安全权、环境权等，通过共建“一带一路”，谋求为全人类带来发展机遇与整体福祉。全球治理的目的，就是要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共同建设一个人人享有富足安康的世界。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同各成员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联系起来，推动弥合南北发展鸿沟。中国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加快经济发展。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相关投资有望使共建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这是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本国利益寓于全球利益之中的又一生动例证。
全球治理倡议坚持注重行动导向，这是全球治理的务实态度。行动导向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原则，要标本兼治，寻找可持续解决方案。全球治理的活力源于实践，关键在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在联合国和各类国际组织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在中国主办的国际会议、国际论坛上都提出了许多务实的行动和举措。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70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13]，全球安全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的支持，明确写入140多份中外双多边文件，顺应各国人民殷切期待。全球文明倡议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和多边外交文件之中，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设立了中方倡导的“文明对话国际日”。全球治理倡议必将以务实合作积极凝聚共识，打造更多可视成果，推进全球治理取得积极成效，切实造福各国人民。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的责任与担当。面对国际上变乱交织的复杂格局，未来全球治理的重点需要进一步聚焦。一方面，应推动世界人民的共同觉醒，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崛起，通过它们的力量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应推动国际机构改革和完善，让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适应新型经济全球化需求。在维护合理的秩序、规则、标准的基础上，各国应共同填补那些亟待解决的规则、标准、秩序空白。如人工智能发展的道德边界、人工智能对全球性就业带来的挑战等，是当下亟需全球协同应对的问题。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加强全球治理的合理化、正常化、公正化和可持续化，需要世界各国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担当，这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只有通过全球共同努力，才能在解决存量问题的同时解决增量问题，重塑更加包容、畅通、公平、有序、相互支撑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让全球治理体系真正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
【本文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原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研究员】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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