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军思想引领强军实践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 于淼
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是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行动纲领，为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提供了根本遵循，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这一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遵循，指引着中国特色强军之路阔步前行，在波澜壮阔的强军实践中日益彰显出磅礴伟力。
习近平强军思想是新时代强军兴军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重大时代课题。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中，人民军队将坚定不移在党的旗帜下铸牢军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全军，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不懈奋斗。（选自《人民论坛》2025年第1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于淼，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会员，长期从事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政策研究，主持完成十余版年度《国家安全环境战略评估》报告，在军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林利民
202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在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历史性胜利之际，我们更需深入思考其蕴含的深远政治历史启示。
抗日战争的本质是正义战争必胜的生动实践。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帝国主义征服掠夺的非正义战争，而中国抗战是“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能唤起全国团结与世界同情。
抗日战争是进步性战争的典范。中国的战场贡献直接推动国际格局转变。1943年12月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宣布“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这些成就不仅是中国抗战的胜利果实，而且为中国“和平建国”和历史进步开辟了光明坦途。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等国在抗战精神鼓舞下掀起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人类历史进步。
抗日战争的核心是人民战争必胜的体现。中国军民以长达14年的持久战牵制了日本陆军60%以上兵力，阻止其“北进”苏联、牵制和迟滞了其“南进”东南亚等战略企图。从东北抗联到百团大战，从敌后游击战到远征缅甸，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不仅重创日军，更彰显人民战争以弱敌强的威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选自《人民论坛》2025年第1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林利民，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抗日战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等。发表论文百篇，其中约50篇分别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华月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消费提质扩容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教授 朱雨可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指出：“全面促进农村消费。”2025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73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1%，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在扩消费、稳增长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乡村生活服务在线化、农业经营数字化、零售终端智能化等一系列变革深入推进，乡村消费市场迎来全新发展机遇。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已进入加速发展周期，农村居民消费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跃迁。数字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加速向乡村延伸，农产品上行、消费品下行通道更加畅通，直播电商、智慧农文旅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为乡村消费增长开辟了新空间。要实现数字经济持续赋能乡村消费提质扩容，必须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生产生活更好适配融合。顺应新趋势，应紧抓数字经济契机，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与消费潜力，做到以“立”为先，扩大存量消费；以“破”为要，激发增量消费；以“人”为本，优化消费质量，从而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和农民生活品质持续提升。（选自《人民论坛》2025年第1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朱雨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消费经济、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主要著作有《应对气候贫困——欠发达地区农户适应性生计的社会建构》（合著）、《中国省会城市民生满意度指数报告》（合著）等。
多措并举让年轻干部把根扎进基层水土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于水
年轻干部作为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中的接续力量，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发展性特征，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弥补基层人才缺口，更在于推动农村治理模式转型、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实现国家战略的精准落地。
当前，部分年轻干部在农村基层出现“水土不服”问题，主要表现为生活方式与农村环境存在“温差”、激励保障与工作内容存在“反差”、职业预期与现实处境存在“落差”、工作能力与治理情境存在“偏差”。202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指出：“保持县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任期稳定，持续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着力解决部分年轻干部在农村基层‘水土不服’问题。”应对该群体的“水土不服”问题，需要构建干群双向互动机制，促进在地化融入；完善多维激励机制，拓宽发展晋升通道；创新干部培训的长效机制，提升服务群众能力；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助力职业成长与发展。（选自《人民论坛》2025年第1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于水，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被《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多篇。著作有《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研究》《从乡村治理到乡村振兴：农村环境治理转型研究》等。
包里乾坤：古人包袋有玄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申万里
古往今来，包作为人类生产、生活中常见的工具，与古代民众生活关系密切。人们除了利用包的实用属性以外，还赋予包审美价值、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
汉朝官员将官印随身携带，盛放官印的包称为绶囊（或鞶囊）。隋唐以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包——鱼袋。鱼袋分两部分，鱼就是鱼型的盒子，袋就是装鱼的袋子，最初是布袋子，后来用皮，复以金、银、玉等装饰。宋代佩鱼袋的主体范围有所扩大，京城文武官员、京官幕职、地方州县官都佩鱼袋。另外，为了表示对士大夫的尊崇，宋朝“不许伎术人辄佩鱼，以别士类”。
元朝时期鱼袋已经退出了国家政治生活，包完全回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其种类、样式繁多，不仅有笔囊、诗囊、绣囊等，而且有缠带和褡裢。缠带是一种用布缝的中空的袋子，可以做外衣的腰带；褡裢是用布缝成的较宽的前后两个包，搭在肩上，是缠带的改进版，能放更多的东西。明清荷包由于价格不高，又具有储存钱物的功能，由此在民间盛行。后在清朝皇室流行，被赋予开国之功的寓意，获得政治价值，成为清王朝赏赐功臣的对象。（选自《人民论坛》2025年第1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申万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元代教育史、元代士人与社会史、元代科举史、元代政治史、元代中外关系史以及元代信息传播等领域的研究。出版学术专著6部，在中外学术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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