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部分年轻干部在农村基层“水土不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生活方式与农村环境存在“温差”、激励保障与工作内容存在“反差”、职业预期与现实处境存在“落差”、工作能力与治理情境存在“偏差”。应对该群体的“水土不服”问题，需要构建干群双向互动机制，促进在地化融入；完善多维激励机制，拓宽发展晋升通道；创新干部培训的长效机制，提升服务群众能力；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助力职业成长与发展。
【关键词】年轻干部 农村基层 “水土不服”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农村基层干部身处一线，不仅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桥梁与纽带，更是促进农村发展、推动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乡村全面振兴的持续推进对农村基层干部提出更高的能力和目标要求，需要该群体在融入农村、深入群众、了解需求的前提下，提升自身履职效能，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年轻干部作为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中的接续力量，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发展性特征，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弥补基层人才缺口，更在于推动农村治理模式转型、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实现国家战略的精准落地。
当前，部分年轻干部在农村基层出现“水土不服”问题，主要表现为生活方式与农村环境存在“温差”、激励保障与工作内容存在“反差”、职业预期与现实处境存在“落差”、工作能力与治理情境存在“偏差”。202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指出：“保持县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任期稳定，持续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着力解决部分年轻干部在农村基层‘水土不服’问题。”科学认识部分年轻干部在农村基层“水土不服”问题的表现与影响，提出有效应对之策，才能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干部队伍能力与群众工作质量，高质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部分年轻干部在农村基层“水土不服”问题的主要表现
生活方式与农村环境存在“温差”。一是社交方式个体化与熟人社会的张力。在长期个体化的网络社交方式影响下，少数年轻干部在农村基层存在个体行为层面的本位主义①，在工作中表现为“事本主义”的追求与任务导向型的工作方式，缺乏对乡土情感联结的培育。二是有的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与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条件，存在一定差距。与城市生活中高度嵌入的数字化服务、即时性消费等现代便利条件相比，有的农村地区面临网络覆盖不全、多样化服务供给不足的现实制约，使得少数年轻干部在短期内难以充分适应。三是有的基层地区文化设施不健全。文化场所、文化活动、文化主体相对单一，可能会加剧年轻干部的心理孤独感，致使其难以形成对农村文化价值的归属与认同。
激励保障与工作内容存在“反差”。农村基层干部的激励体系与繁重工作任务不适配，表现为待遇保障力度有待提升，精神激励机制作用有待加强。一方面，农村基层干部薪酬体系有待完善。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完全被打破的背景下，基层干部薪酬体系仍沿袭“属地化”原则，其收入水平与地方财政能力直接挂钩，而不是与治理任务复杂度、工作负荷强度形成合理对应，使一些干部实际收入难以匹配日益增长的公共责任，薪酬增长的动态调整机制亟需优化完善。另外，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基层财政收入结构相对单一，难以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导致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职业吸引力受限。另一方面，精神激励机制有效性不足。传统精神激励一般多为荣誉证书、通报表扬等程式化手段，但一定程度上难以满足年轻干部对职业成长、社会认同的深层期待。个别单位部门的精神奖励流于形式，甚至存在激励机制不公平问题，容易挫伤年轻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职业预期与现实处境存在“落差”。职业预期与现实处境的“落差”，折射出有的农村基层年轻干部在权责配置、动力维系与成长通道等方面面临的困难。一方面，治理责任与治理权能难以适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表明农村基层工作任务繁重，年轻干部往往身兼数职，需要应对复杂多样的治理任务，“文山会海”等基层负担更会消耗年轻干部的精力，可能会影响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另一方面，短期热情与长期坚守可能存在张力。初入农村基层的年轻干部往往怀着干事创业的激情，但实际上农村工作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并且农村地区的工作机构规模相对较小，职务职级数量与晋升通道较为有限，年轻干部可能因缺乏足够的晋升岗位与持久的努力，使得个人职业发展受限，从而产生心理“落差”。
工作能力与治理情境存在“偏差”。一方面，干部能力与工作要求存在错配。202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审结涉教育、养老、医疗等民生案件548.3万件，同比增长1.7%。”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群众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需要农村基层干部持续提升群众工作能力。但少数年轻干部自我提升意识不够强，有的地方干部选聘仍以学历和考试成绩为主要考察标准，加之基层干部培训渠道不够顺畅等问题，造成少数年轻干部的专业能力与农村基层治理实际需求不匹配。例如，少数年轻干部存在“机关化”倾向，深入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较为薄弱。少数年轻干部的能力短板集中表现为，政策“落地”难、矛盾纠纷的弹性治理不足、资源整合低效等。另一方面，农村基层治理生态的适应性问题。少数年轻干部对农村治理场域的特殊性存在认知局限，其行动逻辑与农村治理中的非正式规则存在错位。个别年轻干部在农村工作中缺乏与群众的互动意愿，不愿主动下乡，或不愿与群众现场沟通②，与农村非正式治理网络逐渐疏离。随着农村网民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农村治理的突发性、综合性和技术性特征日益凸显，这对农村基层年轻干部的治理适应性提出更高要求。
部分年轻干部在农村基层融不进、扎不下的现实影响
容易导致干群关系疏离。其一，有的年轻干部融不进基层，导致有的基层民众对年轻干部缺乏信任感。年轻干部因缺乏丰富的实践经验，政策执行与转化能力有待提升。个别年轻干部在农村基层工作中存在“遥控指挥”现象，缺乏深入田间地头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的意识与耐心，使群众诉求难以得到及时高效回应，弱化了农民对其信任感。其二，少数年轻干部与群众的情感联结不够紧密，在与群众沟通交流时，念不好“地头经”，导致“话难接、情难通”，较难获得群众认可。其三，少数年轻干部的领导能力有待提升，难以充分了解与精准把握群众的服务需求与反馈，带动能力不足、组织动员群众能力受限，在推动工作时难以有效发挥多主体作用，群众凝聚力有待增强。
容易导致有的年轻干部内生动力不足。一是少数年轻干部产生职业倦怠。当前农村基层工作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导致少数干部负担较重，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固定的薪酬使个别年轻干部出现“躺平”心理，陷入“能干不愿干”的矛盾困境。二是少数年轻干部担当作为意识不够强。主动担当作为是年轻干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但当前个别年轻干部担当作为意识不够强，主要表现为创新意识匮乏、联农带农富农能力薄弱和扎根农村服务群众的意识不够坚定。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少数年轻干部自主学习的主动性不够强，治理能力提升的内生动力欠缺；另一方面，有的地方落实容错纠错机制流于形式，导致干部主动担当作为的风险成本增加，有的干部产生“少干事少犯错”的消极心态。在制度供给层面，学习培训机制存在“供需错位”问题，有的上级组织的培训内容侧重理论宣讲，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实际需求脱节，且实践锻炼机会过度集中于少数重点岗位，培训方式相对单一，难以激发年轻干部的学习热情。
容易导致人才队伍结构失衡。一方面，城市的“人才虹吸”效应显著。受限于基层有限的职级职数与相对狭窄的晋升通道，有的基层年轻干部不仅要面对职业发展瓶颈，还要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压力。有的年轻干部倾向于借助遴选、考调等途径，寻求更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存在人才队伍断层问题。农村基层年轻干部群体是否愿意扎根乡村服务乡村、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主力军，与其在乡村社会中的职业发展环境和条件好坏密切相关。有的地方农村基层年轻干部流失造成干部队伍年龄结构老化、整体创新能力不足，削弱了治理队伍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当前有的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也面临党员老龄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工作的有效开展。
农村基层治理效能有待提升。一是公共政策执行“悬浮化”。少数年轻干部在面对复杂治理情境时灵活处理应对能力不足，对政策目标与群众实际需求把握不准，难以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导致公共政策“悬浮化”执行。二是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内卷化”。少数年轻干部将城市治理经验简单移植到农村，在项目申报中过度追求“创新亮点”，却忽视服务内容的实用性和可持续性，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群众实际需求脱节，造成财政资金低效“空转”。三是公共应急响应“迟滞化”。少数年轻干部对农村基层治理生态的复杂性认知和风险预判能力薄弱，导致应急响应启动滞后。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有的年轻干部过度依赖行政化手段，非正式治理资源的协同作用发挥不充分，难以全面动员群众参与应急处置，致使群众性参与度与迅捷性有待提升。
破解“水土不服”，帮助部分年轻干部切实适应、融入农村基层的有力举措
构建双向互动机制，促进年轻干部融入农村基层。首先，构建“新老结对”生活共同体。组织本地农村基层干部家庭与年轻干部“节庆共庆”，开设“乡村生活工作坊”，让年轻干部快速融入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搭建“农村基层干部线上社群”，定期举办主题沙龙，如“驻村Vlog大赛”“基层治理金点子分享会”等，解决年轻干部社交断层问题。其次，加强对农村基层年轻干部的生活支持力度。经济条件允许的地区，可实施“青年人才安居工程”，缓解城市生活惯性与农村环境差异的张力；创建“青年社群中心”，内部设置“乡村创客实验室”“非遗传承角”等复合型兴趣功能空间，支持年轻干部将个人兴趣与乡村发展结合起来，实现生活融入与工作赋能双向促进。再次，优化服务型党建引领机制。在农村治理实践中，年轻干部需要依托农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实施“党员联系户”制度，每名党员包联5—10户村民，定期收集群众诉求，确保群众声音能够顺畅反馈到村“两委”；完善“党组织带动+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积极创新联系群众机制，组织动员群众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基层政府需要推动和激励年轻干部担当作为，提升农村基层年轻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最后，构建动态的服务需求沟通机制。一方面，农村基层年轻干部需要依托数字技术便利群众诉求表达，形成稳定的诉求反馈渠道，通过及时准确了解和回应民众期待，提升治理效率、改善服务体验③；另一方面，年轻干部需要增强适应性治理能力，结合农村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确保公共政策在基层的可操作性与落地实施。
完善多维激励机制，拓宽年轻干部发展晋升通道。一方面，完善多维激励机制。健全农村基层干部报酬增长机制，围绕任职年限、文化程度和职位职责等因素，建立以基本薪资为主、福利待遇奖励为补充的结构化报酬体系④。在完善激励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实现激励方式的多样化，坚持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个体激励与集体激励相结合、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结合。同时，推动待遇优化协同机制的创新，构建“精准培训—动态考核—多样激励”的闭环系统，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可持续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拓宽职业发展晋升通道。适当增加优秀农村基层年轻干部进入乡镇政府或事业单位的名额，优化从村级干部到乡镇及以上职级的晋升机制，拓展职业发展晋升路径，将农村基层年轻干部的个人价值与服务群众的社会价值有机结合，实现从“水土不服”到“如鱼得水”的转变。
促进治理资源合理配置，助力年轻干部职业成长与发展。首先，协同提供资源支持，增强履职内生动力。基层政府需要完善政策适配机制，可通过财政拨款或集体经济收入，支持农村建设与干部薪酬提升，提高农村基层年轻干部资源整合及外部合作能力，帮助农村基层年轻干部突破职业发展与成长的资源瓶颈。其次，分类精准供给治理资源，提升年轻干部资源调配能力。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需要坚持“动静结合”的分类原则。一方面，提供固定的普惠性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提供动态化、差异化的公共产品，此类公共服务资源中可保留部分“动态资源”，这部分财政资源用于向各地区提供差异化和难以标准化的错综复杂的微服务产品⑤，增强农村基层年轻干部对公共服务资源的调配能力，助力年轻干部实现自身抱负与理想。最后，支持产业创新实践，促进实现职业价值。基层政府部门需要积极探索“政府+市场+社会”的多样融资模式，支持年轻干部主动对接社会资本，与农业企业合作，构建“村集体+企业+农户”发展模式，通过村集体提供土地、企业投资、农户参与管理的方式，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提升年轻干部对产业资源的统筹水平，增强年轻干部联农带农富农的实践能力。
创新干部培训的长效机制，提升年轻干部的群众服务能力。其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工作责任感与使命感。通过“四下基层”工作机制，创新运用情景模拟、案例教学、老带新“传帮带”等方式，帮助年轻干部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解矛盾纠纷等具体实践中，增进群众感情、掌握工作方法、厚植为民情怀。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宣传优秀年轻干部的先进事迹，激发年轻干部服务群众的热情。让年轻干部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所需，强化与群众的互动，增强为民服务意识。其二，优化培训内容，突出实践与应用导向。在培训内容中增加农村产业发展、政策执行、治理机制创新等课程。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政策解读培训力度，创新推出形式多样的宣传读本，让农村基层年轻干部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宣讲政策⑥，并结合案例分析、现场教学等方式，提高培训实效性。其三，扩大培训范围，形成能力提升长效机制。创新多样化的培训形式，让更多的农村基层年轻干部参与到实践培训中，确保年轻干部的工作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设立培训考核与跟踪机制，通过基层实践锻炼、开展一线服务考评，坚持定量考核与定性评价、过程评估与结果考核、组织考评与群众评议“三结合”；建立日常纪实台账与季度述职评议联动考核体系，根据乡镇街道、窗口单位、驻村工作队等不同岗位特点制定考评细则；建立核心考评体系，在群众考核维度，设立“民情温度计”，通过入户调查、扫码评价等方法了解群众满意度；创新“办事回音壁”，通过跟踪服务事项办结率、重复投诉率，获取服务满意度；建立“口碑积分制”，采集“新农人”、村民代表等群众的定性评价。在业务考核维度，通过惠民政策知晓率、执行准确率、覆盖达标率，考核政策落地效能；通过历史遗留问题化解数、急难愁盼事项办结数，考核攻坚克难成效。建立能力成长档案，记录参与重点任务、应急处突等实践表现。其四，强化多方主体联动，汇聚专业力量支撑。基层政府需要积极搭建合作桥梁，联合高校、科研院所、专业培训机构等多方主体，构建农村基层年轻干部成长体系。高校可发挥学术资源优势，定期开展政策解读讲座与前沿理论课程；科研院所凭借专业研究能力，为年轻干部精准提供产业发展规划指导；专业培训机构则可针对农村常见矛盾纠纷，开展模拟调解培训，增强年轻干部矛盾调解实操技能。同时，基层政府需要鼓励农村基层年轻干部轮岗交流学习，增强对农村基层复杂治理情境的适应能力。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高鹏程，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裴正薇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ZDA023）研究成果】
【注释】
①鲁君：《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作风建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24—32页。
②李晓溪、梁瑛楠：《年轻干部要有扎根基层的定力》，《人民论坛》，2018年第29期，第40—41页。
③于水、任莹、鲁光敏：《网上信访、群众工作与公共价值创造》，《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第105—112页。
④李桂华、刘梦演：《“四重四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建设》，《人民论坛》，2021年第20期，第54—56页。
⑤贺雪峰：《村级治理的变迁、困境与出路》，《思想战线》，2020年第4期，第129—136页。
⑥赵秀玲：《什么样的宣讲方式更能走进干群心坎》，《人民论坛》，2018年第18期，第20—23页。
责编/谢帅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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