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心态的新变化与积极应对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心理学系教授 管健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快速变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剧变进程中，我国社会心态在焦虑、矛盾、悦己、自信、韧性等多个维度上呈现出复杂且动态的演变趋势。尽管不同群体内部以及不同群体之间仍存在各种亚型的社会心态，呈现出差异性与多样性，但就总体趋势而言，社会心态正朝着坚韧、自信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体现在个体面对挑战时的心理调适能力增强，而且反映在面对外部复杂局面时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整体思维、辩证思维、长期主义、变易思维等，正是社会心态流转嬗变的根基。整体思维强调事物间的相互依存与整体和谐，促使人们以全局视角审视问题，追求社会福祉。辩证思维教会人们在变化中把握机遇，于困境中寻求转机。长期主义使人们善于运用长远思维、前瞻眼光思考和决策。变易思维鼓励人们顺应时代潮流，勇于创新，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提供了极为宝贵且深厚的心性滋养与精神支撑，为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奠定了坚实根基。我们应继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将其融入社会心态建设中，引导人们以更加积极、乐观、理性的心态迎接时代挑战，共同书写美好未来的壮丽篇章。（选自《人民论坛》2025年第12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管健，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南开大学人事处处长。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担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社会学研究》《心理学报》发表文章若干篇。
人形机器人发展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趋势研判
——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特聘研究员 刘伟
人形机器人是指外形或结构模仿人类的机器人，通常具备类似于人的外貌、姿势、动作等特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人类的运动和行为。人形机器人不仅可以执行日常任务，还可以进行感知、交互、运动等活动，某些高端人形机器人甚至能够表现出简单的情感和反应。人形机器人集机、电、材料、计算机、传感器、控制、认知技术等多门学科于一体，是一个国家高科技实力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当前人形机器人已具备相当复杂的运动能力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感知和人机互动方面的能力显著增强，能力得到提升并能够执行更高层次的任务，应用领域逐步拓展到多个实际场景，拥有一定自主性及能够同时执行多项简单任务。但同时，人形机器人发展面临技术、伦理与社会、成本与经济、法律与监管、人类—人形机器人共生问题等挑战。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将具备更高的运动能力与自我平衡能力，具备更强的感知与智能交互能力，具有更强自主性与实现智能决策，具备更高效的能源管理与续航能力，有能力进行更高水平的商业化应用与普及，逐步实现人机协作与融合，伦理与社会问题逐步解决。（选自《人民论坛》2025年第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刘伟，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特聘研究员、博导，媒体融合生产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聘研究员、中国指控学会认知与行为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信息与电子工程科技发展中心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国家工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撰写《人机融合——超越人工智能》《追问人工智能：从剑桥到北京》等著作。
减负与赋能：基层何以打出“组合拳”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胡晓东
“减负”与“赋能”本身所具有的新型嵌套关系、辅成关系和平衡关系，决定了统筹“减负”与“赋能”的复杂性和高难度性。就基层工作而言，“减负”是将产生负担的冗余工作，通过政策优化、机制调适、制度改进等方式减下去。“赋能”是否有助于基层“减负”，需要辩证地看待，一方面，“赋能”可以为基层“减负”；另一方面，“赋能”的同时可能引发新的基层负担。对于基层负担，地方政府目前多采用以行政指导或行政命令的手段，通过数量减少的方式加以限制，但随着工作量增大、管理重心转移，缺乏履行相关监督职责的专门机构，致使这种限量性“减负”从长远来看存在反弹的可能。若想通过干预性的行政性限量式为基层“减负”，或增量式为基层“赋能”，只能利及一时。为此，需要创新管理机制，统筹考量基层“减负”与“赋能”。
一套好的机制、体制或制度可以为基层“减负”，同时为基层“赋能”。需要强调的是，“减负”与“赋能”看似两项工作，其实是一个工作，即要通过一套制度设计来解决“减负”和“赋能”两个问题。如果将其看做是两项工作，便可能会出现一方面，单纯地为了减负而减负，并不能带来基层能动性的提升，另一方面，单纯地为了赋能而采取一定的手段、技术或工具，也只能让赋能成为“负能”，基层“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减负”与“赋能”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一对既独立、又相关的概念。在实践中，“减负”要以能力提升为前提，“赋能”则要以不增加负担为原则，通过机制创新打好“组合拳”，赋予基层更大的工作动力和能力，让基层公务员敢为、想为、能为。（选自《人民论坛》2025年第7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胡晓东，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为公共管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领导力。著有《绩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行政管理学》《绩效管理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实验实训教程》等专著教材。
青年消费新图景及趋势应对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经济系主任、教授 龙少波
青年群体作为新型消费市场的重要力量，其独特的消费偏好正深刻地改变市场面貌，催生新型消费领域的深层次变革。青年群体成为新型消费主力军，是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及人口结构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消费结构的代际变迁，折射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层逻辑。从经济基础的维度分析，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与收入分配结构优化构成核心支撑。从社会文化的维度分析，成长于物质丰裕时代的“Z世代”已经成为青年消费群体的主体，其消费函数已突破传统的使用价值最大化模型，呈现出鲜明的符号消费、情感消费等新特征，进而催生出新的消费场景、消费业态。从人口结构变迁的维度来看，较大的人口基数进一步强化青年群体在新型消费中的主体地位。青年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推荐和评价，对其他群体的消费决策具有显著影响。这种群体性的消费示范效应倒逼市场主体进行消费市场的供给侧改革，推动产品与服务向在线化、个性化、场景化方向迭代升级。
青年新型消费业态的兴起催生算法推荐、社交“种草”等新的营销方式，也带来一系列监管挑战。针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新现象、新问题，应加快完善法律法规，规范新营销方式的监管标准与责任主体。大力推行算法备案审查制度，加大对平台监管执法力度，倒逼平台建立完善的审核体系。建立社交平台推广内容溯源机制，严格把控推广信息，确保“种草”内容的真实性，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划定行业规则和标准，敦促企业守信践诺。发挥消费者的监督作用，建立投诉举报制度，对于违法违规现象进行揭露和举报。通过政府、行业协会、企业、消费者等多方合力共治，进一步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选自《人民论坛》2025年第10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龙少波，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宏观经济治理与公共政策。主持国家社科、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国家发改委、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项目20余项。著有《中国结构性通缩形成机制及调控体系研究》《中国的经验：改革开放40年经济学总结》等专（译、参）著共10部。
古代游园会的风趣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付林鹏
在明代传奇《牡丹亭》中，有“游园惊梦”一节。其中，杜丽娘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唱词：“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就点出了游园的主要目的，即欣赏园林的自然美景。不同于大自然的野趣之美，中国古典园林中自然风景的构建，主要是以筑山、理水和布置草木来实现，即通过有意识地加工、裁剪、调整和改造来呈现一个高度概括化、浓缩化的自然。故从这一角度来讲，园林是本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中国士人崇尚自然之美，希望在与自然山水的接触中开阔眼界、调适身心，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并达到超越自我的境界。与自然山水的接触，固然可以通过游历高山大川来实现，不过高山大川往往离居所遥远，难以日日亲近。于是，游览位于居所附近的园林，便成为最好的选择。因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草木等组合而成的综合性审美场域，“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故古人在游园的过程中，既可观自然之逸趣，又能品文人之雅趣，还会体世俗之乐趣，这些共同构成了古代游园会的风趣。（选自《人民论坛》2024年第19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付林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兼任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中学术》集刊“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栏目主持人、乐府学会理事等。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汉代谶纬文献、中国礼乐文化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与文化》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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