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判例凝聚司法经验和智慧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张晋藩
中国是一个具有辉煌法治传统的国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沧桑巨变，但始终保持着国家发展的稳定性、连续性，并且不断走向法治成熟。在制定法发展的过程中，判例法也与之同步存在，二者同源，例可以辅律之不足，各自发挥着国家所赋予的职能。
中国古代的司法活动中，强调罚当其罪、审慎用刑，但可以适用的制定法的条文是有限的。因此，引律断案不能适应情伪多端的犯罪情节。为解决这一矛盾，选定判例，类推比附，很早便应用于司法实践。由于判例对制定法起着补充、延续、修改、完善的作用，“用例而不用律”的判例意识发生，司法官立法的功绩也由此而得到肯定。中国古代在适用例时，常以律无明文规定为前提，以示在理论上法典仍居于主导地位。判例法则始终植根于制定法之中，是制定法的派生物。
如果说大陆法系通过固定的法典来维持法律的稳定性，英美法系通过固定性的判例来维持法律的稳定性，那么中国古代则是通过固定的法典与可变的判例共同维持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的稳定性，这是中华法系的特点也是优点。在制定法与判例法相互关系的处理上，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政治艺术，其相互为用的传统与经验，是值得总结的。（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1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张晋藩，我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在新中国法律史学上创造了多项“第一”：招收了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研究中心。牵头历时23年编辑出版《中华大典·法律典》，撰写《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中华法制文明史》等60余部著作。
量的合理增长：理性看待发展速度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李绍荣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的重要目标，凝结着我们党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蕴含着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应对我国国际市场份额深刻调整的战略选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跃升的内在要求，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迫切需要。
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内在统一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必须摒弃一遇经济发展困难就习惯性回到旧思维、老办法再现高速增长的想法，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做好自己的事。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6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李绍荣，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研究、公共财政、博弈论等。著有《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中国的税收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所有制变化与经济增长和要素效率提升》等具有高影响力的学术论文，《2008奥运会对北京发展的联动作用》《转轨经济中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当代西方经济新词典》《活学活用博弈论》等著作、译作。
善用人工智能提高抓落实能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黄相怀
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对于赋能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提高抓落实能力，具有重要价值。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干部将“决心大”建立在“情况明”的基础之上。在抓落实问题上，一些地区和部门缺少的不是决心和态度，而是思考和谋划。“没有条件也要上”“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的问题，其表象是有决心而没有责任心，实质是思考和谋划不够。人工智能能够对反映和体现各方面情况的大数据进行宏观把握和审视，为进行充分的思考谋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干部将提升“工作效率”建立在“工作质量”的基础之上，实现系统性的提质增效。包括提高服务水平、提高工作效能、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等。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将“强化责任”建立在“细化责任”的基础之上。人工智能能推动“责权一致、责能一致”，使责任进一步细化。以数字化方式呈现“什么单位、什么人，在什么工作上、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做到精准化、精细化、精确化，并且还可以根据工作实践动态优化“责”与“权”“责”与“能”的匹配度。（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9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黄相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长期专注于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与解读工作，出版《大国之兴：使命型政党与中国式现代化》《做一个思想清醒的人：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做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提升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治心的学问：核心价值观六讲》等著作多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科学社会主义》等报刊发表文章多篇。
全球视野下提升中华文化原创力的理论思考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胡钰
中华文明不仅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延绵至今的文明形态，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具有极强的普遍性意义，可以解决许多全球性冲突与人类亘古不变的问题。因此，从全球视野下来观察中华文化原创力，要看到这种提升过程不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世界，不仅是为了当下，也是为了未来。
整体来看，中国在参与全球发展进程中，是以一种“自主性转型”与“有机性融入”的姿态进入的。这种姿态是内敛与平和的，没有战争，没有殖民，只有埋头苦干，只有和气生财，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进程已有经验的。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要在中华文化原创力提升中充分表达出来。向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讲清楚中国发展道路背后的文化价值观，讲清楚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追求，可以为分化、极化、情绪化的当代世界找到更具“容”与“溶”的新文明之路。
在全球视野下提升中华文化原创力，应当坚持全球文明倡议的基本理念，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与文化资源，又积极建设世界文明百花园。同时，应当围绕青年创新人才成长建设好创新生态，鼓励更多具有文化使命感与文化创造力的青年人才脱颖而出。（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7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胡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和旅游部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澳门自强文创智库会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若干。主要著作有《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基础》《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研究》《文创理论与中华文化创造力》《这个世界的人与人文》等。
发挥文化原创力对人文经济的持久推动作用
——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教授 任平
人文经济是指人文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新经济形态，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文逻辑的重要体现。文化创新力是人文经济是否繁荣和发展的首要前提和本体根源，人文经济则是文化创新力的经济表达。如果说，文化创新力表现为文化创新全过程的能力和力量，那么，文化原创力是文化创新中从无到有、“0-1”阶段源代码级的重要、关键能力和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之新”超越西方式现代化，要求树牢文化自信和主体性，以培育和发展文化原创力带动文化产业乃至整个人文经济的兴盛，使文化“软实力”逐步成为经济“硬支撑”。文化原创力的培育和强盛，需要人文经济问题导向的引导、人文新立场的坚守、人文新动能的激励、人文新思维的支持、人文新赛道的助力和人文新规则的保障，以开放的人文世界眼光开拓新图景。
以文化原创力赋能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扎根中国大地，在反映和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框架内，实现人文经济对“时代之问”的解答、对于“人文回归”的追寻。要坚定文化自信，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成为创新创造的文化主体，即“当代作者”。营造良好文化生态，以人文新赛道、新规则构建有利于原创成果不断涌现的体制机制，让文化创新创造成果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迸发喷涌。（选自《国家治理》2025年第7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任平，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江苏高校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全国马恩哲学研究会会长、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江苏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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