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施的“开发式”扶贫，仅限于经济与技术层面的“开发”，虽然原有的救济式“输血”式扶贫转变为“造血”式扶贫，即给资金、给技术、给项目，改善贫困人口和地区的生产条件和基本设施，促进了贫困人口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是一个巨大进步。但是，这些只能为贫困者脱贫提供客观物质条件和工具，而要真正发挥开发扶贫的造血功能，需要主观条件的改善，使贫困者自身产生一种内生动力。如果他们生命机体僵滞凝固，严重老化，损失了再生功能，即使有了各方面的客观条件，“血”也造不出来，扶贫开发只能起到对物质贫困的缓解，难以彻底根除。即使一时靠扶贫脱贫，一旦扶贫力度减弱，他们仍会返贫，陷入二度贫困。这种例子并不鲜见，大别山的岳西县政府给贫困山区注入资金、引进项目，支持他们办乡镇企业和养殖业。但时间不长，多数企业关门或困难重重，养殖厂也蛙死蛇亡，主要原因是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素质低，贫困者缺乏内生动力。显然，“贫困”犹如癌症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状态，扶贫开发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技术层面，很难达到最终效果。美国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和埃尔德·沙菲尔两位教授，根据自己长期从事扶贫的观察，发现了“穷人为什么越来越穷”的原因在于贫困者的“稀缺心态”或者说“穷人思维”，很多穷人即使给他一笔钱，他不会像富人那样用来去投资进行钱生钱的游戏，而是很快花光继续贫困。“稀缺心态”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根源。[11]
三、后2020时代“精神贫困”治理的路径
后2020时代贫困治理的攻坚战，作者认为主要是“精神贫困”。从本质上说，“精神贫困”才是现代社会中真正的贫困。如何治理“精神贫困”尚没有现代的经验可循，即使有人开了一些药方，也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大谈提高贫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文化下乡、发展教育、进行职业培训等。尽管这些贫困治理的措施是必要的，但没有能够触及深藏在贫困人口内心中的价值理性和精神世界，不能祛除已经沉淀在贫困人口灵魂深处贫困文化的控制，因为这种控制使得贫困人口“对于促使他发展和增加财富的事物都不感兴趣”[12]。否则的话，不从精神上消除不以贫困为耻、反以贫困为荣的“贫困文化”“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工艺，也会在这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3]。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过：“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摆脱贫困首要意义并不是物质上的脱贫，而是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14]要将贫困者在思想上的“要我脱贫”扭转到“我要脱贫”，扶贫不仅要扶钱、扶物、扶技、扶制，更要扶智、扶志、扶心、扶精神，要激发贫困者脱贫的内生动力。因此，后2020时代在消除了绝对贫困以后以“精神贫困”为主要内容的贫困治理，必须有新的思路、新的路径，采取“攻心为上”的“精神贫困”治理方略，从现实的操作层面向深层价值层面转变。
第一，加强贫困“耻感文化”的弘扬，有效发挥贫困治理对象的“主体性”作用，激发贫困者消除贫困的内生动力。中华传统文化中“安贫乐道”的贫困文化具有很强的韧性和生命力，“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15]，耐得住“穷困”的人是道德高尚的君子，孔子甚至把对待贫穷的态度作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要求人们“贫而无谄”“贫而乐”，超然于贫穷之外，独善其身。[16]“安贫乐道”的民族心理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时，对民族性格的塑造具有很强的正向激励作用，使得民族成员在贫穷落后的压力下仍然保持一种坚韧不拔、刻苦耐劳的品性，并能够穷则思变，形成一种有效应对、适应与复原、成长的心理机制，铸造起超强的抗贫困韧性、耐久性和忍受力的民族性格，以及战胜贫困的信念、意志、毅力和恒心。中华民族成员对贫困的这种韧性和抗力，成为战胜贫困的一种精神武器。但是，这种契合农耕文明、适应生产力水平低下、工具简陋和生产资料有限时代的贫困文化，这种“安贫乐道”的贫困观，也给民族成员遗传下了严重的难以愈合的贫困负面心理，以至于成为一种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中让人难以理解的“穷人心态”，即不以贫困为耻，反以贫困为荣的心态。
长期以来，中国在治理绝对贫困的过程中，大量的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纷纷流入广大贫困地区，贫困者成为被优待群体，由于贫困“耻感文化”的缺少，产生了一些人不以贫困为耻、反以贫困为荣的文化怪异，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争当贫困户的现象，千方百计钻贫困户的空子，依赖政府，不思进取、坐享其成，将扶贫资金看成“唐僧肉”，将申请到贫困救济看成实力的体现，认为有人脉才能成为贫困户。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行为影响选择效果，“耻感文化”缺失者选择被动接受的方式成为陷入“贫困陷阱”的精神诱因，因而丧失积极主动、勤劳开拓的生产方式来摆脱贫困的上进冲动，加大了贫困治理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