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等、靠、要”的价值观。长期以来，我国在消除绝对物质贫困中习惯于采取“送粮、送衣、送救济”的“输血”扶贫方式，虽缓解了贫困者的物质生活之需，但也产生了极大的精神负面后遗症，使一些贫困者形成了“等靠要”的依赖心理。在对大别山区贫困调查中发现，一些贫困者存在着严重的坐等救济，坐吃救济，吃光、用光救济再要救济的现象，一些贫困者甚至躺在政府救济上多生孩子，在他们心目中，多一个人头就多一份救济。有的地方为多要政府救济弄虚作假，少报田亩、产量和收入。还有的村民在政府检查精准扶贫工作时，把粮食藏起来，装作揭不开锅的样子。实践证明，这种单纯救济式扶贫，不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反而使许多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产生了严重依赖心理，鼓励了一些村民的懒散怠惰，助长了他们“等、靠、要”的度日观，“有自由，无主张，抱着膀子晒太阳，坐等上面救济粮”，这句大别山区的顺口溜，就集中反映了一些贫困者多年养成的“等靠要”的精神状态。
四是安土重迁、重农轻商的经济观。几千年小农经济文明的积淀、闭塞的自然环境以及“差序格局”的限制，导致一些贫困者对传统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有着执著的偏爱和迷恋，而对现代文明和现代化生活方式有着一种本能的隔膜与排斥。这些贫困者宁可懒散地在自己熟悉的家园中忍受着贫困，也不愿融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之中，而是秉持着“金窝银窝不如草窝”的惯性心理和“七十二行、以农为王”的传统心态，坚守着“种田为吃饭、栽树为烧柴、养猪为吃肉、养牛为犁田”的经济活动规范，老守田园，驻足贫困，以浓重的排商、畏商心态躲避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自得其乐地躲在自然经济的港湾中，过着“只要吃饱穿暖日子悠闲”的低层次温饱，周而复始地在简单再生产的狭窄磨道里转圈子。
精神贫困者的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精神一片空白、世界一片灰暗，听天由命、消极无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情绪低落、依赖性强、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破罐破摔等，价值品位低下，甘于贫困。它宰制了贫困者的头脑，腐蚀了贫困者的肌体，禁锢了贫困者的手脚，使陷入精神贫困的人们丧失人生价值的合理追求，泯灭了改变现状的信心，消磨了战胜贫困的意志，把贫困者一步步地推入麻木僵滞的精神荒原，身在贫中不知贫，懒散无为混春秋，没有挑战贫困，创造新生活的任何精神动力。一个健全的社会一旦充溢着一种比物质贫困更难治理的“精神贫困”，就会从价值层面上锈蚀这个社会的肌体，使得贫困更容易代际传递，大大增加贫困治理的成本。因此，后2020时代的“精神贫困”治理，将比“精准扶贫”时代的绝对物质贫困治理难度更大、更艰巨、更具挑战性。
二、后2020时代“精神贫困”存在的“心物场域”
元叙事针对的是一个宏大的场域来讨论问题。爱因斯坦说过，场是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8]。尽管后2020时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消除了绝对物质贫困，但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场域中，“精神贫困”成为这个场域的标志性特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简单的物理环境，而是中国人认知行为的一种概念模式，人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受到这个场域影响。贫困者观察作为心物的世界，知觉现实的心理场（psychological field）和被知觉现实的物理场（physical field），即得到的经验世界与物理世界是不一样的[9]。人们的心理活动是心理场和物理场结合而成的“心物场”，含有自我（Ego）和环境（environment）的两极化，同样观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同年迈的母亲和时髦的儿子评价一把“老式椅子”，年迈的母亲视它为珍品，因为它蕴含着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而时髦的儿子则视其为一堆破烂，因为它蕴含着在女友面前陷于尴尬处境的危机。处在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geographical and behavioural environments）两方面构成的环境中的贫困者，一方面受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的地理环境①影响，另一方面受到臆想中的行为环境支配，行为环境在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地理环境调节的同时，以自我为核心的心理场在运作着，作为由自我——行为环境——地理环境等进行动力交互作用场的有机体心理活动，当贫困者的行为环境意识到可以不通过辛苦劳作能够获得消除贫困的资源，就产生不了消除贫困的心物场的张力，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心物场的地理环境，又诱发贫困者的物质贫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9]，民生需求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0]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中国独有的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它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也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是不能逾越，也是无法逾越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是一个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化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逐步转向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因此，贫困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场域中的典型特点，“精神贫困”成为这一场域贫困的主要表现。
贫困者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种“心物场”中，人与环境构成促发人的行为发生心理场的“整体动力”，当人的心理目标与环境结合后，导致“紧张系统”的形成，“生活空间”的动力发生作用，驱使人们克服排斥力，沿着吸引力方向奔向心理目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是把人的心理因素注入到客观环境作用中去的一种“行为环境”和“生活空间”，是一种由心理和环境两种因素构成的主客混合环境，贫困者作为主体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这个社会生活环境富有活力的社会空间中，如果贫困者精神充沛，行为富有进取性，则客观环境对心理产生正向的推动力；相反，如果精神萎靡，就缺乏进取心，幻觉中一切皆听天由命。因此，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的场域中，为精神贫困文化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了合适的土壤、空气与养料。中国5000年沉淀的“贫困文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施的单纯“救济式扶贫”“施舍式扶贫”“输血式扶贫”“保姆式扶贫”结合在一起，助长了一些村民懒散、依赖，结果越扶越贫。②
① 这个地理环境主要是指老少边穷地区、资源贫乏地区、交通不发达地区，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地区。
② 作者在湖南一些贫困地区调研时，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有代表性反映出一些地区“精神贫困”的严重性：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当个贫困户，何必再劳苦。当上贫困户，庄稼不作务，汗不流浃背，电动车代步。当上贫困户，众人都羡慕，吃喝不用愁，领导还问苦。当上贫困户，不怕把债负，贷款有指望，本息不用付。当上贫困户，有了资本赌，出入麻将馆，赌资国家付。当上贫困户，多少人嫉妒，上学有资助，话费有党付。当上贫困户，盖房国家补，医保不用出，住院还照顾。当上贫困户，银行有账户，分到廉租房，餐馆常光顾。当上贫困户，大门有人装，院墙派人垒，砖瓦送到户。当上贫困户，日子开始富，说话又气粗，实惠优先有。当上贫困户，没钱党照顾，要想日子福，就当贫困户。据说有小学老师问学生长大了后想当什么，有学生回答就是要当贫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