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2]。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有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之分，它们共同构成贫困的两个层面，在某种意义上说，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物质贫困主要是指生活资料匮乏、难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生存型贫困，属于社会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需求五层次理论中的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一般来说，物质贫困是暂时的，通过“两不愁三保障”的精准扶贫以及外力的“输血”，找到脱贫方法、措施后，一般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改善，能够尽快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解决好生存和温饱、实现脱贫。治理难度大的是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样的高层次需求，解决人们发展自身的精神需求，成为后2020时代最迫切的任务。后精准扶贫时代面对的主要是制约发展的精神贫困。[3]众多的扶贫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贫困者真正贫困的原因是“精神贫困”，脱贫困难无望的贫困者90%以上在于精神性贫困。
精神富足的人，就算一无所有，同样能过得风生水起；精神贫困的人，哪怕得到再多金钱，还是会将人生活得一败涂地。物质贫困不可怕，精神贫困一贫毁三代，因为物质贫困还可以思变，为下一代营造一种“不差钱”的生活气氛。富兰克林说过：“贫困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认为命中注定贫穷或一定老死于贫困的思想”[4]。物质贫困是根本，精神贫困才是关键。
相对于物质贫困而言的“精神贫困”，是“指人的理想、道德、信仰、价值观、风尚、习惯等精神状态、价值取向、生活观念等不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的状态。”[5]有学者将“精神贫困”称之为“个体失灵”（Individual Failures）或“行为失灵”（Behavioral Failures）或“志向失灵”（Aspiration Failures）[6]，患上精神“贫困者可能缺乏争取和改变自身贫困状况的志向”[7]。
精神贫困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志气缺失、能动性不足、精神怠倦、不思进取、眼光短视、急功近利，是精神贫困的最一般特征。人穷志短，精神贫困者不能按照理性原则进行决策和思维，个体福利无法实现最大化，最终连锁诱致成为物质贫困者，进入“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旋涡中不能自拔，以致产生安贫、争贫、扮贫、炫贫的怪现象。①具体来说，精神贫困表现为：
一是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宿命观。精神贫困者将自己的贫困归结为上天安排和命运决定，在他们心目中，人的命天注定，富贵是前世修来的，命里没有就不必强求。因此，他们面对贫困，精神颓废，不是穷则思变、奋发图强，而是企求神灵和上天保佑。在对一些贫困地区的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的贫困者，村民衣食无着，建设资金匮乏，但修碑、建庙、求神拜佛之风却盛行，稀缺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贵资源变成了陷人们于迷信狂热的麻醉剂，这种安贫认命、不思进取的宿命观，销蚀了仅存的可以改变贫困命运的精神动力。
二是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幸福观。精神贫困者低品位的价值观和封闭的自然环境，衍生出一种低水平的“阿Q精神”和畸形的心理平衡，他们安于悠闲，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调查中发现，东北地区的一些贫困者安于“猫冬”，长长的冬季坐在炕上喝小酒、打麻将，自得其乐；大别山区一些贫困者的“火炉心理”，一年中从农历9月开始到次年4月，整日围在火炉边，即使走亲串户也提着火炉，一年中长达半年多时间被火炉消磨，不但不知痛惜，相反却在贫困的悠闲中自感满足，流行的顺口溜是“脚蹲小火炉，手捧玉米糊，皇帝老子不如我”，信奉的人生箴言是“穷点无所谓，只要别受罪”；作者调查中亲历这样的贫困者：40多岁的男人，智力正常、身体健康，不种地不成家，靠低保金喝酒，每天早睡晚起晒太阳坐等脱贫，为不受种田之“苦”把责任田转让他人耕种，自己拿着钱到外地要饭。这种贫而安贫、不求进取的心理，滋生了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态度，艰苦奋斗被认为是“活得太累”，敬业苦干被讥讽为“牛马生活”，刻苦耐劳被视为“对不起人生”，游手好闲则被认为是“活得潇洒”“哀莫大于心死”，这种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幸福观，磨灭了贫困者改变现状的所有追求。
① 安贫者宁愿苦熬也不苦干，对贫困习以为常，心安理得，一日三餐只满足于填饱肚子便“知足常乐”，得过且过；争贫者是到处找门路、托人情甚至耍花招，想方设法戴上贫困户“帽子”，为了当上贫困户甚至无理闹访缠访；扮贫者自认为“越穷越能得实惠”，家底殷实却不“显山露水”，看到贫困户享受优惠政策便眼红心热，争相装贫扮困；炫贫者认为“越穷越有理”“越穷越光荣”，不以贫困为耻反以贫困为荣，逢人便炫耀自己“有本事”，抱着“我是贫困户我怕谁”的心理，甚至对政府提无理要求，不满足就进行要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