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这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基层在仓促之间应战，面临着巨大压力和考验，服务管理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和不足，有些甚至与群众的期盼还有相当距离。部分问题是因为时间紧急造成的失误或不妥，而有些则反映出基层治理存在的矛盾和短板，长期得不到真正解决，已经到了必须正视和亟需改变的地步。
一是基层公共服务依然薄弱，特别是基层卫生医疗能力，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群众的需求。武汉市在封城之初，由于医疗资源供需极度失衡，不得不建立分级分类就医机制，希望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辖区内发热病人进行筛选分类，并开展居家观察服务。但现实中可以看到，最基层的卫生服务体系实在难以担此重任，由于医疗人员缺乏，设施设备不足，救治能力有限，大量患者无法在基层获得及时服务和帮助，只能反复来往于多家医疗机构和家庭之间，成为流动传染源。可以说，疫情将许多地方家门口服务能力有限、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暴露无遗。
二是条块关系未能理顺，“表格抗疫”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同程度存在。长期以来，部分地方政府片面理解中央部署，认为重心下移就是把所有与老百姓相关的事情都交给基层完成，全然不顾基层是否有能力和资源完成这些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往往疲于应付各类报表和指标，而上级条线部门却成了发放通知、考核验收的管理者。疫情来临时，这种行为逻辑必然一如既往：有的地方条线部门要求基层干部填写各类统计表格，却很少主动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有的把人员转运工作全部压给基层，完全不考虑社区是否有能力协调车辆等基本资源。基层干部很多时候流汗流血还要流泪。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要求，“要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而不是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方式来给基层增加负担、消耗基层干部的抗疫精力。”[i]
三是公众参与有限，社会协同不足。重大疫情打乱了原有的社会正常供需机制，导致社区体系一夜间成为连接居民生活健康需求与社会资源系统的中枢与转换器，不仅要负责拉网排查、联防联控、封闭管理、隔离转运等疫情防控工作，还需要承担生活服务、弱者照护等方面的职能，工作量较常态情况翻数倍不止。武汉市汉阳区某社区中每个网格员平均要“承包”居民363户，工作压力和工作状态可想而知。与此同时，整个社会面的参与和协同还有较大潜力和发展空间。如很多居委会同志表示，社区志愿者多是年纪较大的退休老人，平时还可以发动，但面对这种重大传染病疫情，难以完全顶上去。有的社区内部临时建立微信群，但加入者了了，高楼深院和关门闭户阻隔了居民之间的有效“连接”。还有的地方不得不以“政府令”的形式紧急招募志愿者以补充基层队伍。这些都说明，我们在常态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动员范围其实较为有限，大部分公众事实上游离于社区公共空间之外，在突发事件中容易成为“看客”和“旁观者”，而难以成为“积极行动者”。由于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连接并不充分，陌生人社会状态并未完全转变，紧急时刻就难以形成有效且持续的互助和互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