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陈述和介绍可知，以作品为主要批评对象的范围内，“冲动”属于文本范畴，确切地说属于“内在价值”，“内在价值”概念在“意义”“功能”“价值”等相关的逻辑链中为起点，和其他几者的关系是：“冲动”是“内在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阅读文本之内的“冲动”，可引起“意义”的发生。“意义”是作品发生“功能”的心理性因素。有了功能，就可在社会大视野中予以价值判断与评价。概而言之：由文本的“内在价值”产生“意义”，由“意义”生发了“功能”，有了“功能”，才能谈及有怎样的价值。同时，缘于文学作品静态存在，阅读主体动态地存在于各个时代社会环境不同国度，动态性主体存在对应静态性客体存在，意义于是变成了动态，价值也随之成为动态的。动态，不仅有历时维度的变化涵义，还有共时维度的多样多层涵义。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决定了价值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型体系性存在的。⑫这是从文学作品价值可能性角度而言。
“冲动”何以存在价值秩序问题：以利维斯《伟大的传统》为例。“冲动”来自于人的内在世界，多种“冲动”如何处理即如何排序问题，瑞恰慈在《心理学价值理论》那一章已经从理论上阐述清楚了。现在笔者将“冲动”问题置于文学批评活动中再次提出。批评家既然面对文本，就要准确理解人物冲动的排列和处置等艺术现象，就要意识或者说预测到读者面对冲动如此排列和处置会发生怎样的意义，还要考虑到如此“意义”的发生可能产生怎样的“功能”。所以，如上所陈述的，冲动排列秩序可发生在三个层次：作品中诸因素的多种冲动的排列；接受者多种冲动的排列；批评家多种冲动的排列。为什么特别提出批评家？因为，读者不可计数不可规约。批评家既是读者，又是读者中的特殊者，他的活动是理性的，由理性会引申出关于文学批评更宏观和更重要的问题。后面会具体提出和展开阐述，此处暂不涉及。
笔者以较为典型的批评个案，展示和讨论批评家如何处理冲动的排列。英国批评家弗·雷·利维斯（F. R. Leavis,1895～1978），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他“始终立足剑桥，以《细察》为喉舌，以唐宁学院为中心，一步一个脚印地追求他的批评与文学理想”。⑬《伟大的传统》是以“伟大的传统”为原则选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著作。特点为，其一，利维斯认为，文学批评所以非常重要，乃由于“经典”显然用得过滥，批评家应予以甄别，让读者看出作家作品的差别。其二，“甄别”的目的让“利维斯在喜好的作家中，采取苛刻的取舍标准”。⑭他选取和确定的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由菲尔丁、理查逊和范妮·伯尼为铺垫，简·奥斯丁奠定了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从此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等形成一条发展之链。⑮由此，利维斯将诸多英国文学大家屏蔽在“伟大的传统”之外。第三，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不仅是文学的传统，主要是道德意义的传统。他选取的最重要的小说大家之特点是，“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能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⑯品评这些伟大作品中的人物时，利维斯说，这些人物以坦诚虔敬之心面对生活，有巨大的吐纳经验的能力和显著的道德力量。由于此著绝非严谨理论，就“伟大的传统”未有严格的理论界定。从起统领作用的第一章“伟大的传统”对两百年来英国小说的描述，可见利维斯理解重点放置在“人性意识”“生活潜能”“道德力量”等这些关键词上。作家之比较、取舍和评价均围绕这些关键词展开。概而言之，利维斯臧否作品的标准基本以道德为出发点。⑰缘此，此著屡受新批评及其他一些理论家诟病，但笔者以为，利维斯的批评实践，在人物分析方面确有明显的“冲动”组织视角，只是他尚未如此意识且缺乏较深入的“内在价值”分析而已。比如，利维斯在他认可的小说大家《乔治·艾略特》这一章分析和高度评价了乔治·艾略特的《费利克斯·霍尔特》，“乔治·艾略特正是在《费利克斯·霍尔特》里描写特兰萨姆夫人的这一部分中，进入了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大家之列”。这位太太有着女王般的仪态风度，但是她的生活却为一段隐衷所苦。她婚后与家庭律师有染并生有一子，不久发觉律师工于心计，失望中默默忍受痛苦，但是她从不在言语和行为中流露出屈辱感。她决定决不“与这人”争吵，“决不把自己对他的看法告诉他”，⑱这已成为了习惯。她把那份女人的自尊和敏感保护得完好无损。确实，特兰萨姆夫人有诸多“冲动”：后悔、恐惧、苦涩、痛苦、挫折感、无奈、自尊等，但其中有一种秩序，那就是人性的尊严。批评家的利维斯认为，这个人物的魅力恰在于人性尊严让诸种“冲动”有了秩序。这样此人物就产生了让读者同情并赞美的人格，并为之钦佩。这个人物的艺术效应，利维斯看得很准确，那就是人物悲剧性意味，读者并没有产生反讽的感受。如果放置在时代氛围来看，就更能看出其价值。此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维多利亚时代（Vitorianera，一般定义为1837～1901）的社会风气以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而著称，这是一个科学、文化和工业都得到很大发展的繁荣昌盛的太平盛世。而特兰萨姆夫人“早年失足的处理竟然没有一点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家的气息”，⑲特兰萨姆夫人显示了“道德平庸”中造出的悲剧。因为特兰萨姆夫人处在维多利亚时代，所以，这个效果可回溯性地从两种可能分析。第一种可能，顺应当时社会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的风气，那么，人物则是时代风貌的顺向刻画，效果则是助力和彰显。第二种可能，逆着时代风貌的反向刻画，这就成了艾略特笔下的特兰萨姆夫人形象了。所以，利维斯说，这个人物竟然没有一点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家的气息，这一点非比寻常。人物多种冲动的排列，最大意义是刻画个性化人物形象，让人物性格有了深度。人物刻画如何恰是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方面。显然，利维斯认可并如此理解了乔治·艾略特就这个人物“冲动”的排列和艺术处置。
从这个批评个案展示可见，利维斯已经代表有水平的读者读懂并获得了特兰萨姆夫人的“冲动”及其秩序的“意义”。那么，笔者会继续追问：利维斯依据什么理念或者说价值观来看待和评价特兰萨姆夫人的“冲动”及其秩序？这已经涉及到终极依据问题，暂且放下，后面将会展开这个追问。笔者此处想说，该个案再次印证了“冲动”涉及作家、作品、人物、读者和批评家。现在笔者所强调的是，批评家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由此，借助文学批评处理诸种“冲动”价值秩序的维度，全方位地提出了文学的终极依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