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求结构匹配：增强供给有效性
一方面是国人出境旅游时海外购物成风，甚至连马桶盖、电饭煲等日用品也不惜千里迢迢去国外采购，另一方面国内市场出现Zara、优衣库等传统快消品的大肆攻城略地；国内产品设计创新不足和质量水平不高，不能与日益升级的需求形成有效匹配，即所谓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错配。为此，需要通过扩大有效供给，来满足消费需求。必须强调，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而言，企业除了被动地按照消费需求改善供给结构，还应当主动创造需求升级自己的供给体系。
改善与增大有效供给，必须践行信息化与工业化、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之路。一方面，要加快推动云计算、物联网、增材制造等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重点推动制造企业利用互联网推进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的柔性化改造；另一方面，制造企业应加强互联网与产业链各环节的紧密协同，开发与推行众包设计研发和网络化制造等新模式，鼓励消费者参与产品或服务的研发设计，推动消费者需求反应的内部化。同时，要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延伸服务链条，鼓励和支持制造企业通过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网络精准营销和在线支持服务等，推动制造企业由重资产产品提供商向轻资产产品服务商的转变，增强企业针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力与灵敏预知力。
在通过技术与企业自身力量提升供给有效性的同时，政府也应当主动而为。一方面，要加快制定一批强制性国家标准，提高消费品国内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推动实现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同时建立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支持社会团体、企业发展优于国家和行业的标准。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增强质量、品牌和营销意识，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实施精细化质量管理，支持企业提高质量在线监测、控制和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能力。与此同时，要建立企业产品随机抽查、随机检测以及检验认证机构对产品质量承担连带责任的制度，建立主要消费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推进缺陷产品召回常态化，建立消费品质量安全惩罚性赔偿、销售者先行赔付、责任保险制度，等等。
政策结构策应：财政货币政策相济
供给侧改革属于产业变革范畴，而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调控实体经济过程之中从来就是互相匹配和策应的，因此，以结构性调整为主旋律的供给侧改革自然就离不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支持，甚至某种意义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策应力度直接影响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充沛的流动性无疑是供给侧改革顺利落地的基本保证，这不仅包括向企业技术革新和产品研发提供低息资金支持，还包括为“双创”提供政府贴息以及抵押贷款等服务响应，同时更包括满足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的无息与贴息贷款要求；另外，为了支持企业“去产能”和“去杠杆”，还可以考虑适当降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同时允许金融机构参与到实体经济企业债转股的过程中来。但必须强调的是，由于道德风险的约束，加之我国基础货币的存量规模过于庞大，货币政策进一步支持供给侧改革的后续空间还不充分，相反财政政策有着更大的用武之地。
除了通过直接的财政投入扶持结构调整与项目开发，为了避免“挤出效应”和增大公共财政的“乘数效应”，财政政策作用于供给侧改革应当尽可能选择政府基金这一间接投入方式，如可以设立中央企业创新投资基金，引导地方产业投资基金和社会资本，支持大型创新项目与技术平台的建设，同时加大政府采购的支持力度；还可以通过政府产业基金引导种子基金、天使基金、担保资金等有目的地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更可以通过PPP的途径有效引导民间资本、金融资本参与新产业与新业态的构建。
当然，财政政策对于供给侧改革的支持并不只是表现在“输血”层面，还应彰显充分的“减压”功能，这里除了“去产能”过程中必要的专项奖补资金安排，重点还包括推动“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的实际进程。解决地方政府的高杠杆，除了短期内的债务置换举措，更应立足于长远深化财税融资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关系，开辟地方财政收入新渠道。另外，除了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成本”还包括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能源成本以及物流成本等；同时作为一个战略性安排，财政政策必须强化“惠民生”的功能，补齐公共福利的各项短板，打牢供给侧改革的社会根基。（广东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