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突出市场化基调
供给侧改革的全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这里的结构首先就是指产业结构。虽然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体量正在逐渐壮大，但总体而言三次产业结构依然不尽合理，尤其是诸如煤炭、钢铁、电解铝甚至一些新兴行业的产能都存在着严重过剩，同时还以重资产为主，服务等相关的轻资产占比非常之少。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去产能”的方式纠正行业内部趋同现象，并有效提升产业层次，进而形成整个产业结构的外部更经济。
调整产业结构主要有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两种基本方式，前者一直在我国结构调整中被派上主力用场，如政府下达量化指标，财政给予投资补贴，抑或由政府直接出面推动资产联合与企业并购，等等。必须承认政府在产业结构中调配资源与立竿见影的作用，而且由于中国存在着明显的地方与行业保护，特殊条件下仅仅靠市场并不能完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甚至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这样，在市场并不能实现自我出清的情况下，需要政府以铁腕力量予以推进。
但是，许多情况下由于政府很难先知先觉，甚至有时候还是后知后觉，也很难对究竟什么是合理的产业结构作出准确的裁量，故采取由政府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在我国所产生的结果一直并不理想。在这里，除了政府掌握的信息并不充分，主要是作为功能主体，当结构调整进入到一定阶段后，政府并没有进行适时退出，而是一如既往地参与整个资源配置全过程。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政府应当把握好市场出清的火候，一旦“看不见的手”具备了自我修复与完善的功能，政府就应该将主角的位置让给市场。
退出结构调整阵营的政府其实有着可以发挥自身能量的更广阔的策略性空间，例如政府可以加大对公共产品的投资与配给力度，加速“补短板”的过程；政府还可以为市场运作创设宽松的环境，包括在供给侧鼓励创新，支持与培育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以及用PPP的方式进行共用性技术和一般性技术的“竞争前开发”，等等。总而言之，政府应当确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同阶段角色的准确定位，尽量不干预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活动，以此观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是一场体制性改革。
动力结构转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需求侧的角度观察，拉动经济增长靠的是传统“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与消费；从供给侧观察，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劳动、资本、效率三个方面。需求侧管理是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增长进行短期刺激的方法，如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抛出4万亿投资与10万亿元贷款后将经济增长迅速拉回10%以上的增长轨道，比较而言，供给侧改革则能形成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能支持。
必须承认，中国资本与产业的投资主要表现为政府投资，这种方式短期内可以见效，但长期来看已面临边际报酬递减的尴尬；同时，政府投资刺激政策还造成了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率的迅速提高，从而形成对政府投资半径延伸的钳制。再看出口，由于人口红利已然消失，劳动力成本攀升形成了压力，中国外贸比较优势被大大削弱；同时，全球贸易进入到了过去6年来增长的最低谷，名目繁多的贸易保护主义竞相出笼，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动能日渐式微。至于消费，由于社会福利保障功能不健全以及居民个人对改革成本承担的增加，很难形成强大的牵引功能。
显然，经济的增长必须转移到供给侧管理的轨道上来，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同时，重在激发劳动、资本、效率三大要素动能，而在三大结构性要素中，最为重要的则是效率要素。为此，需要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充分释放微观主体的资源配置效率；需要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效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的效率；需要构建各种技术服务平台体系，促进科技与生产的快速匹配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需要改革与完善现行教育与人才评价体系，加大职业教育比重，提高全民择业与就业技能以及劳动产出的效率；要切实排除体制机制阻碍，焕发与激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效率；要进一步打破垄断，释放更广阔的产业空间，引导民间投资热情，支持与强化民间资本的扩张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