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服务业领域体制改革提速，政策环境逐步向好
近年来，各级政府将服务业纳入政策优先领域，对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起到了有力支撑。开展全国范围内的“营改增”试点、免征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为服务业企业减轻了税负，同时也为整个行业发展注入了 新动力（爱基,净值,资讯）。连续多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规范政府权力运行，降低了企业准入门槛。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全面实施，对不少服务行业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利率市场化改革、大幅减少外汇干预、民营银行试点等，对于化解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企业融资成本高、促进服务主体多元化发展也产生了积极效果。此外，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大自贸区的互补对比试验，通过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在扩大服务业开放、构筑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加快金融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五）服务业结构性失衡明显，有效供给能力不足
目前，我国服务业的结构层次依然较低。以物流业为例，在物流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的推动下，近年来欧美国家物流业结构出现重大变化，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管理、设施运营等新兴物流行业快速发展，越来越成为物流业发展的新支柱。而在我国，2014年交通运输业增加值占全部物流业增加值的比重仍高达68．6%，以多样化、专业化新兴物流服务为主导，以物流设施及要素服务为支撑的现代物流业结构有待进一步发育。同时，我国服务业所有制结构仍以国有经济为主导，2014年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的国有控股投资占比达43．1%，比第二产业高出25．1个百分点。特别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三大行业的国有控股投资占绝对优势。另外，我国服务业充分就业的潜力还有待挖掘，服务业就业比重长期落后于增加值比重的格局尚未得到明显转变。
还有，服务业有效供给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不够。一方面，生产性、流通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偏低，传统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弱化，新的比较优势有待于培育发展；产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不强，部分知识和技术高度密集的服务供给严重依赖进口。另一方面，部分个人服务业的发展还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高质量、多样化、便利化的服务供给不足，进一步凸显了服务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六）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第二产业，增幅明显放缓
“十二五”期间，我国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其中，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由2010年的17907元／人增长到2014年的21147元／人。不过，这一时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4．2%，低于第二产业6．5%的年均增幅，2014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仅相当于第二产业的43．6%。如果从更长时期看，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在1979—1990年为4．0%，1990—2000年提高至4．2%，2000—2010年大幅攀升到8．0%，而“十二五”前四年则没有延续这一势头，出现了明显回落。
（七）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
2010—2014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额由219亿美元猛增至1599亿美元。具体来看，2014年旅游服务的逆差额达到1079亿美元，是2010年的近12倍，已成为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运输服务的逆差额由2010年的290亿美元扩大到2014年的579亿美元，保险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的逆差额也分别从2010年的140亿美元、122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179亿美元、220亿美元。另外，通信服务也由原来的小幅顺差转为2014年的逆差，逆差额为5亿美元。仅有咨询、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宣传及其他商业服务连续保持着贸易顺差。
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我国服务业开放处于中高水平，但与更高收入水平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OECD公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ervicesTradeRestrictivenessIndex），我国服务贸易18个主要领域的得分均高于全部样本国家和OECD成员国的平均值。具体来看，建筑、工程服务的限制相对较少，而在速递、广播、电信、金融等部门还存在较高的贸易壁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