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类似的是美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传统上能源是吸引美国关注中亚的重要因素，但随着油气勘探的进展，中亚的能源潜力被证明远非当初预测的那样大，加之多条西方主导的管道项目遭遇到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地缘因素的拘囿，还有油价的崩溃，这些都降低了美国及西方对中亚能源资源的兴趣。而阿富汗战争则让美国认识到，不可能依靠军事手段铲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希望通过阿富汗与周边国家形成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来实现阿富汗的顺利过渡。几方面因素叠加，美国在中亚的经济议题主要聚焦在通过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来为美国的商业、技术和创新提供机会和寻求阿富汗问题的最终解决。多年来，美国致力于推动“新丝绸之路”战略，但对安全议题的重视以及对中亚地区有限的经济投入，使得这项战略进展甚微。尽管今后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趋于下降，但这项战略的推进仍然困难重重。因为中亚复杂的地区形势和国内环境使得美国资本将这个地区视为畏途，美国国内也没有一个现存的选民群体支持发展与这一地区更紧密的联系。或许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让美国看到了振兴其“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机会。在前面提到的布林肯的讲话中，他难得地对中国的计划褒扬有加：“我们支持中国将这一地区连接起来的努力”，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与我们自己的努力完全互补。特别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在支持阿富汗过渡和推进其与更广泛的亚洲地区的融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⑳
人权目标是美国中亚战略的第三个核心内容。按照布林肯的说法，“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推进我们与包括中亚在内的全世界所有人共享的民主价值观。在我们与中亚的接触中，这些价值观居于非常核心的位置，是我们追求持久稳定须臾不可或缺的”。美国外交的价值观追求是由其国内政治决定的，而在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美国经常面临价值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矛盾的困扰，在美国与中亚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按照美国的标准，中亚国家有着封闭的政治体制，存在着对基本的公民权利的侵犯，缺少对法治的尊重，这些都是美国力图用它的价值观去改变的。因此，美国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就附加了各种人权条件，如国务院和国防部有《莱希法案（Leahy Law）》以及《贩卖受害者保护法》等法案的限制。但另一方面，出于安全和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常常又不得不无视中亚国家的所谓“人权”问题，甚至努力去规避国内立法所做出的种种限制，以至于美国国内的人权活动分子批评说：先是阿富汗战争，再是对伊斯兰国的战争，使得美国在中亚的政策“安全化”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被排除在合作的范围之外。
但正如美国学者J.斯帕尼尔所指出的：“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反映了国内社会的价值观念，每当他们在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似乎要漠视这些价值观念时，他们总会受到政府行政部门、国会、反对派以及新闻界人士的批评。”这也就意味着随着阿富汗战争趋于结束，美国政府很难再以安全的理由，规避或者“赦免”中亚国家的“人权”问题。利益和价值的矛盾，仍将困扰着美国的中亚外交。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法学高原学科和上海政法学院创新性学科团队项目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