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俄罗斯独立初期俄美短暂的蜜月关系结束，俄美关系龃龉不断。在此背景下，1994年美国主导的矛头指向俄罗斯的北约东扩正式启动，加之里海能源储量展现的乐观预期，中亚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开始凸现。
1995年4月，美国政府成立了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中情局在内的工作小组，研究美国公司参与中亚油气开发的问题。1997年7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就美国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政策发表讲话，强调美国对该地区的目标是：“促进民主，创建市场经济，保征中亚各国内部以及国家间的和平与合作”，“支持这一地区国家对俄的独立倾向；解决这一地区冲突与开发石油资源同时进行，使该地区成为美国21世纪的战略能源基地，遏制并削弱俄罗斯和伊朗在这一地区的影响”。7月底，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中亚和外高加索是对美国具有切身重要利益的地区”。④在此背景下，1997年美国颁布了《丝绸之路战略法案》（The Silk Road Strategy Act），其战略目标是遏制俄罗斯，保证美国的能源安全和实现美国价值观。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丝绸之路战略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支持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的消弭冲突、人道主义需求、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边境管控、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建设。⑤
1997年被认为是美国开始全面介入中亚事务的起点，明确了其在中亚的政治和经济战略目标，但由于受其全球战略部署和战略利益的影响，美国对中亚的重视程度仍比较低，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手段有限，政策执行上相对谨慎。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国内对其中亚政策出现了反思的声音，认为克林顿政府并未形成一种针对中亚地区的连贯政策，甚至并未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形成清晰的认识。⑥
总体来看，2001年之前的10年间，由于找不到合理进入的契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渗透进展甚微，除了将中亚各国纳入“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国”外，其他收效寥寥。但1991年以后的10年，也正是美国中亚战略的重要过渡与铺垫期，美国的中亚战略随着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推进，针对中亚的具体政策也不断明确和完善，一旦机会乍现（如“9·11”事件），美国就有能力快速全面地介入中亚事务。
大举进入与迅速扩张时期
2001年的“9·11”事件是美国大举进入中亚地区的分水岭。“9·11”事件之后美国大幅度调整了其中亚政策，主要是借反恐全面加强了对中亚地区的渗透，从政治、经济、安全、能源、文化、教育等各个路径增进美国的利益。
2001年10月，美国国防部在其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提出基本的安全利益原则，为美国在中亚的外交行动和军事介入提供了政策依据。比如：阻止关键地区被敌对势力控制，保持稳定的战略平衡，保持进入关键市场和获得战略资源的渠道，关注“衰弱国家”领土上出现的威胁，关注可维系的联盟，随时准备对突发性危机进行干预，等等。⑦
2001年12月14日，美国推出中亚新政策，将“防止恐怖主义扩散，为中亚的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保障，确保安全、透明地开发里海能源”确定为美在中亚地区的目标，并强调“即使目前的冲突结束了，美国也绝不会从中亚抽身而退”。⑧在这样的定位下，美国开始了在中亚的全面扩展期，借助反恐合作，大举进入中亚，从政治、经济、军事、安全、能源、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与合作。而且，这种合作与渗透并非权宜之计，美国有着长期存在并掌控中亚的谋求。2002年11月27日，美国国务院欧洲与欧亚事务司发表的报告则指出：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包括安全、能源和内部改革三个方面。⑨
“9·11”事件促使反恐骤然上升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从而导致了美国在对外关系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美国在阿富汗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其中亚政策也发生重大调整。驻阿美军的后勤补给、反恐以及安全合作等具体问题取代经济发展和治理议题，成为美国对中亚政策的主要内容。在这一时期，中亚成为美国向阿富汗输送军事补给及后勤装备物资的中转站。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还向美国开放军事基地，成为美国在安全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获得俄罗斯的默许和中亚国家的欢迎，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迅速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