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挫折与政策调整时期
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开启了美国全面进入中亚的历史新阶段的话，那么随着美国在中亚的大举扩张，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固然迅速上升，但物极必反，2005年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重大事件，很快就使美国在中亚的扩张遭遇挫折，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
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与5月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引发中亚地区政局动荡，社会出现大规模骚乱。如果说这些事件某种程度上正是美国刻意引导的结果，那么令美国始料未及的是，这两个事件对美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害，中亚各国开始在政治上对美国产生怀疑和警惕，美国自“9·11”事件以来费尽心机在中亚确立的形象和地位随即发生动摇，其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也面临被迫撤出的巨大压力。
在中亚支持发动“颜色革命”使美国得不偿失，给美国的中亚战略敲响了警钟。为重新塑造中亚及相邻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更有效地维护和实现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着手调整其中亚战略。
实际上，冷战结束后美国政界、学界、智库对美国中亚政策的设计一直没有中断过。1997年，美国参议员布朗巴克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和高加索研究所负责人弗雷德·斯塔尔教授便提出“新丝绸之路”（The New Silk Road）这一概念。2005年，斯塔尔教授对初期的设想进行细化，进一步提出“大中亚计划”，即美国应以阿富汗为中心，推动中亚、南亚在政治、安全、能源和交通等领域的合作，建立一个由实行市场经济和世俗政治体制的亲美国家组成的新地缘政治板块，从而保障美国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尽管斯塔尔教授的设想没有被美国政府直接转化为政策，但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亚政策必须进行调整和改变。2005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哈萨克斯坦表示，应该把中亚与南亚联系在一起。顺应中亚地区局势的发展和美国的战略布局，2006年1月，美国国务院调整了部门机构设置，将原属欧洲司的中亚五国归入新成立的中亚南亚司，“大中亚计划”全面启动。⑩
2006年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部分修订了1999年法案，新法案继续肯定了美国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追求的能源、安全与民主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该法案同时规定了为促进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民主、宽容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美国需要采取的具体行动。
2009年1月，随着奥巴马政府开始执政，美国对其中亚政策展开了大辩论和大反思，对奥巴马时代美国的中亚政策调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2009年12月，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乔治·科罗尔（George A. Krol）在国会听证会上宣布了美国新中亚政策的几个要点：首先是美国需要增进与中亚国家在阿富汗反恐上的合作；其次是使中亚地区的能源和运输线路尽可能地多元化；督促中亚地区推进民主和人权；发展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加强中亚各国的自我管理能力；防止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发生国家失控。这一系列政策基于这样的判断：“中亚地区处于美国关键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支点上。”⑪2011年7月20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金奈正式宣布推出“新丝绸之路”战略，主要有三点内容：继续加强反恐安全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加强政治对话，增信释疑；加强区域一体化，侧重经济领域。⑫在2011年9月22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希拉里向国际社会进一步描述了“新丝绸之路”计划，声称该计划的实施将使整个地区经济走向繁荣，中亚、南亚地区也将趋向稳定。2014年10月28日，美国南亚中亚事务办公室副助理苏马尔发表了关于“中亚区域一体化前景”的讲话，再次强调了“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重要意义及2014年之后该战略的相关规划。⑬
2011年6月22日，美国宣布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不难看出，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正是为了应对从阿富汗撤军期间和撤军后面临的新形势而做出的战略部署，美国仍然需要中亚国家的合作与支持。不过，与中亚国家努力在大国间采取平衡政策相一致，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令中亚国家对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提出的投资和援助普遍抱有期待。但鉴于各种原因，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式微态势已经显露，追求更加平衡理性和务实的中亚战略成为美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