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利用未来一二十年中高速增长的机会，着力建构“精英有担当、大众能自强”的基本制度框架
当前，中国经济正走向新常态，政治正走向新生态，在这个大变革过程中，中国社会急需建立“精英有担当、大众能自强”的新秩序。按照这一框架，可以完善和统筹推进社会治理、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精准脱贫等相关领域的改革。
中国转型期新秩序的建构
当前，一些民众存在着多讲权利少讲义务的倾向，一些官员存在着不作为的问题，这种状态是不可延续的。正如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总结的那样，中国正处于矛盾多发期，客观原因是人均资源占有率还比较低，资源配置也不够公平；主观原因是一些民众多讲权利少讲义务，多讲民主少讲法治，多讲个人利益少讲公共利益，结果一味满足民众多种多样诉求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群众破解难题的主体，但一些党员干部存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
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进而建构社会发展新秩序呢？这既需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话，也需要与西方理论及实践对话。在与西方的对话中，既要研究其现在，更要观察其早期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在与古今中外的对话中，我们发现“精英有担当、大众能自强”是一种优选的、可延续的社会秩序。具体阐述如下。
与发达经济体对话，我们要看到其中三种社会体制的差别。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补缺型福利社会体制，二是以西欧为代表的普惠型福利社会体制，三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发展型福利社会体制。在这三种体制中，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有很大不同。补缺型福利社会体制主张政府为特定人群提供有限的社会保护，培养公民的个人责任，支持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满足多层次需求。普惠型福利社会体制主张政府应该为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福利和社会服务。发展型福利社会体制主张的不是资源转移的静态措施，而是强调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参与的社会投资，同时强调经济发展本身要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
从社会成员各尽其能的情况来看，这三种社会体制也大不相同。在补缺型福利体制中，精英有担当，但大众自强的能力有问题；在普惠型福利体制中，精英有担当，但大众自强的意愿有问题，比如随着人口寿命延长，西欧工作年限在缩短；在发展型福利体制中，精英有担当，且大众能自强。尽管在三种体制中，精英整体上能够遵守社会规则，但其担当的内容和形式还是有区别的。在补缺型体制中，精英的自我组织能力很强，自主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在普惠型体制中，社会伙伴在政府的监督下合作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而在发展型体制中，社会精英愿意分享发展机会和成果。
以美国为例，可通过两个案例来说明其精英的担当精神。一是美国的进步运动中新中产阶级的集体行动。美国史学界一般把1900年至1917年间美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统称进步运动。在性质上，进步运动是以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和国家公务员等新中产阶级为主体，由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目的在于消除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第二个案例是以“脸书”老板马克·扎克伯格为代表的美国财富群体的捐赠行为。在其女儿出生时，扎克伯格决定捐出绝大部分财产给公益，为了给后代留下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世界。
按照各尽其能来定义社会新秩序，既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教育发展的最新理念，也与党的执政理念是高度一致的。按照社会成员尽职履责来定义理想社会，似乎与传统的公平正义概念有所区别，但各尽其能本身也是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还是后者的动态保障机制。以教育权利公平理念的发展过程为例，第一阶段是“人人有学上”，第二阶段强调均等化，追求“人人有好学上”，最新的发展是“人人有担当”的适切性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