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一书中，拉克劳和墨菲在承认并接受社会的多元性和非决定性这两个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激进民主理论，强调要“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他们所提出的激进民主是多元的激进民主，“这种政治形式并不建立在任何教条假定的‘社会本质’上，而是相反，建立在每个‘本质’的偶然性和不明确性上，建立在社会分化和对抗的基本特征上”。在这样的一种民主之中，反种族歧视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等是对抗的多样性的表现，因此它们之间就含有连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些反抗资本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对抗形式便可通过共同追求加深和扩展现代的民主革命这一目的连结起来。实现了“激进民主”自然也就完成了种族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等自己的小目标。
第八，激进主义者在文化观上认为，社会是以多种文化元素联结的复杂体，强调平等的文化多元主义，每个个体都应该有平等的身份认同。他们倾向于“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不认为社会只有一种“根本”要素、制度或团体来决定或构成其他事物。文化多元主义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反对西方主流价值，反对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用来标榜自己价值观的统治术语。他们主张不同文化应该在世界上并存，不以西方主流文化来主导世界。文明发展是开放的，没有终点，没有终极目标。通过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激进主义者希望能够改变基本的人类社会关系，如种族、两性等，实现一切内在的平等，从而保留社会文化的多元性。
拉克劳、墨菲和穆德等人是激进主义文化观的主要提倡者。他们反对西方主流文化，高举文化多元论大旗，倡导文化多样性，颂扬文化差别，主张人们之间在思想观点上根本不存在任何一致性。如果强调一致划一，就是压迫和统治，就是实行恐怖主义。拉克劳和墨菲论述了“多元决定的逻辑”。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本质主义的总体化”或者“客体中的本质主义的分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逻辑上的单一性，而是复杂的、多样的。
在强调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之上，激进主义者也强调平等的身份认同。穆德在《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一书中将文化多元主义归为激进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把文化多元主义看成是差异政治或者身份认同政治的概念延伸，认为“多元文化认同和公民之间的认同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仅都预设了互补的统一性和多元性概念以及平等和差异性概念，而且尊重群体自我认同”。他借用社会经济领域昭示平等的“社会公民”一词，提出在公共文化领域中也应该有昭示平等的“多元文化公民”，每个文化群体都有与其他群体一样拥有平等的价值、权利和地位。他把文化多元主义看成是一种进步的、动态的、明确的、充满力量的和独一无二的公民身份的发展。
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则提出了“少数（minor）”观点，从另一角度阐释了自己的激进多元主义。德勒兹和瓜塔里曾对“少数”和“多数”做出区分，指出所谓“多数”只是在当时占据文化权威地位的现存模式，这些模式共同抵制社会发生改变的可能性。进一步地，他们提出，少数论的目的不是要获得多数的统治地位，而是要解除“多数”已经固化的统治地位，让所有“少数”获得自由。
总的来看，激进主义思潮主张人类价值实现形式的多元性，这种多元不仅表现在文化上，也表现在基于文化的社会制度安排上。激进主义所反对的是隐藏在西方主流价值背后的国家利益、利益集团或跨国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