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激进主义者在平等观上主张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人人平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日益严重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异。他们批评当前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强调要重新调整利益关系，确立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实现分配正义和社会公平。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014年出版《21世纪资本论》，成为激进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那本著作通过对19世纪以来到21世纪初的20多个国家的经济数据，尤其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了当代财富和不平等的问题。在皮凯蒂看来，现实并不乐观，他在全书的一开始就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避免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可能性，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不平等——至少不像‘二战’之后十年中一些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尽如人意。19世纪所发生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在21世纪的今天又重新上演时，资本主义自发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民主社会赖以存在的精英价值观。”他从微观上揭示了导致国民财富不平等的机制，包括劳动收入不平等、资本所有权不平等及其收益的不平等，并指出了两个令人堪忧的情况。一是高收入者的收入远远超过非高收入者；二是当经济增长疲软而资本回报高的时候，存在着一系列随着财富积累和集中而产生的分化力量。皮凯蒂认为，“第二种情况和第一种相比，影响更大，而且它无疑是对长期财富公平分配的主要威胁”。他甚至发出这样的担忧：“这两种分化将会在21世纪同时发生，而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了，也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这将导致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并产生一个全新的不平等结构。”因而，皮凯蒂提出r>g理论，认为它是造成这种分化的根本性原因，r指资本收益率，g指经济增长率，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不平等是导致分化的根本力量。而且他认为r>g的不平等不是市场机制不完善造成的，“相反，资本市场越完善（以经济学家的角度），r就更可能大于g”。由此，社会最终会走向严重的两极分化，产生极大的社会不平等。
与皮凯蒂遥相呼应的是英国左翼政治哲学家G.A.柯亨。他通过《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等著作从理论上阐释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平等观，论证了平等的优先性、可欲性和可能性。他大力反对自由主义，认为平等先于自由，而且平等是可以实现的。正义制度以及道德上的努力和改造是实现平等的两条道路。
第七，激进主义者在民主观上不满意于当下的民主状态，要求扩大和实现真正的民主。他们并不要求实现多数民主或说托克维尔所指的多数暴政，他们要求最大化所有群体和个体的自治，以反抗资本主义和国家制度的统治。道格拉斯·拉米斯提倡民主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工具，要实现以民主为目的的民主。他批判发源于雅典和罗马共和国的这两种传统民主模式，认为这两种模式本身存在问题，由此现代民主理论先天不足，存在缺陷。他对当下的民主状态也十分不满意，认为其非常脆弱和无力。当罢工结束，罢工者和学生积极分子将返回“一切照旧”的状态，“很快人民将返回到被管理的生活的平静的稳定之中。权力返回到管理者那里，而人民的自由的行动再次回复到制度化的行动”。对于民主自身而言，没有任何进步或者是改变。他更是直接否定了现代的代议制民主，“任何一个政权的建立，都是将权力从人民手中拿走，然后将之交给少数人”，然后由一些意识形态来论证为什么这种权力的转交是正当的，这种代议制民主及其理论论证都是虚假的、带有欺骗性的，“所有这样政权的合法化都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他强调一种激进的民主观。在这种民主理论中，民主应该是最基本的东西，从实践上看是权力的根基和政权的由来，从理论上看则是整个政治学术语发展的“根术语”。所以，要将民主直接放在政体的中心，民主是基本政治。如果仅仅考虑民主的话，“它是自我定义的：人民拥有权力”，如果民主意味着使人民有权力，那一切都要以此为目的。拉米斯认为自己的民主观非常激进，对于当下的民主实践来说是颠覆性的，将会对军事独裁政权、所谓的“民主国家”和权威主义国家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造成剧烈的冲击。“如果民主是目的，那么像经济体系和技术一样，政治制度和安排都是手段，真正地以这种方式看待事物，将达致一场理解的革命。”在他看来，民主长期被经济学和技术垄断，为了达成所谓的效率，而牺牲民主或者说人民的权力，因此，将民主作为目的就意味着“从经济学和技术中将这些词的真正含义夺回来”，使得实现人民的权力作为人们想要达致的效果，“任何削弱人民的经济或技术安排”都将被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