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后半个世纪，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胜利，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高涨起来，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冷战持续，新的社会变革正在酝酿之中。激进主义同各种社会变革运动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新形式，获得了新发展。此时，同激进主义思潮相呼应的有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批判现代文明，反省工业社会，成为激进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一支，在西方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到了20世纪60年代，爆发了美国反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法国五月风暴、中国文化大革命、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等社会运动，掀起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反叛思潮。它们同大学生校园运动等各种激进社会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形成了激进主义的新形态，像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西方存在主义、女权主义、绿色政治等都可以看到激进主义的痕迹。同时也产生了一批新的代表人物，如马尔库塞、福柯、德里达、萨特、赫勒、拉克劳、墨菲、道格拉斯·拉米斯等人。随着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人类进入21世纪，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激进主义有所退潮，但是它并没有停止对现代性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体现出对当代西方文明和主流价值的反思或反叛，诞生了托马斯·皮凯蒂、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乔纳森·波利特、保罗·金斯诺思等新一代的激进主义者。
激进主义思潮有一份著名哲学杂志《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这是一份带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色彩和左翼倾向的双月刊，经常发表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方面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阿多诺、萨特、德勒兹、德里达、福柯、拉康等人的名字频繁出现于这份杂志的目录中，成为激进主义思潮讨论或批评的对象。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男权中心、性压抑、女性解放、屈从、统治、主宰等术语一再成为其讨论的话题。比如，它在2011年3/4月号发表了马修·波特—本维利（Mathieu Potte-Bonneville）一篇题目为《有风险的民主：福柯、卡斯托里亚迪斯和古希腊人》的论文，该文对福柯1982～1983年的法兰西学院讲稿《自我和他者的治理》（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和卡斯托里亚迪斯1983～1984年的社会科学研究院研讨课《城市与法律》（City and Laws）进行了类比。福柯和卡斯托里亚迪斯是两位杰出的左翼激进主义者，他们几乎同时对古代希腊民主政治表现出深厚的兴趣，这一点激起了波特—本维利的关注。④作者引用卡斯托里亚迪斯对古希腊民主政治灾难——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人没有阻止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的评论来论证民主不是一种好的自我治理形式。但是波特—本维利认为，卡斯托里亚迪斯对古希腊民主和柏拉图的理解是模糊的，而福柯的解读要更进一步：民主程序不能解决雅典人渴望知道战争真相或真理的问题。⑤
激进主义的主张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持续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其他社会危机，启蒙运动之后构建起来的现代文明神话破灭，现代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和挑战，激进主义思潮正是这种质疑和挑战的思想表现，形成了激进主义哲学观、理性观、国家治理观、文化观、宗教观、民主观、平等观和生态观等主张。激进主义思潮具有以下基本主张：
第一，激进主义者在总体上反思现代性，全面审视和批判现代社会。随着“现代主义丧失了它作为一种相对于反动的、‘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性矫正方法的吸引力”，⑥现代主义已经不能再解释当下社会生活的正当性。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等开始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义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他们对近代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如民主、自由、科学、平等、公平、文明、现代化等都作了重新解读，把当代资本主义看作主要批评对象，不仅质疑现代价值，而且质疑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科学技术与官僚制度或国家机器的高度融合，实现了权力和知识、真理和暴力的合谋或共谋。
第二，激进主义者在哲学上寻求方法论变革，试图构建新的激进哲学，让哲学为哲学本身正名。从柏拉图以来，哲学就与理性、真理绑在一起，成为人类社会的最高指导。但是自从20世纪以来，科学以自身可重复的实验性和精确性挑战了哲学的统治地位，哲学和科学开始处于不断斗争当中，科学不再需要哲学作为其指导，哲学的地位和价值受到挑战。赫勒指出，哲学已经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它的失败在于“哲学开始给自己披上‘精确科学’的外衣，开始尝试在科学面前证实自己，宣称不仅仅像它们一样‘精确’，而是恰好与它们一样‘精确’”。⑦如何重新自证哲学的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而不是因为它是被证明成为科学的“科学”？如何唤醒哲学的内在价值，使其因自身的需要而需要？如何厘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将二者从斗争中解放出来？这些都成为激进主义者对哲学的反思和疑问。
作为20世纪60、70年代东欧新左派运动代表人物，赫勒对当代哲学进行了反思，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只致力于用理性来构建世界，为他者提供论证，并没有把自我反思、自我认知作为哲学的首要任务来对待。所以，在科学日益侵占人们生活的今天，这种哲学陷入了合法性危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赫勒反对用哲学去指导科学，因为哲学并不是科学的科学，“科学家不需要哲学去证实他们的方法，既然他们能够不通过任何哲学家来获得这些方法；那些绕开哲学去战斗的活动家不需要哲学家的支持，因为他们可以没有哲学家而靠自己战斗”。⑧因此，哲学价值不是因为它制定了最一般的规律，而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价值和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思想来生活并将我们的思想转化为社会行动”。⑨她呼吁哲学要脱掉任何外在的伪装，致力于创造属于自身的时代，“致力于它自己的过去和它自己的领域的真理”，“说出它自己的语言”。哲学真正需要关注的就在于“对人们究竟应该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以及如何生活这些问题的统一回答，并且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哲学的回答”。⑩
激进主义者认为，哲学不是任何最高统治或超历史存在，哲学要从神坛上请下来，剥夺其统治世界的王冠。哲学因自身的需要而需要，不是为科学提供指导的理性工具。他们主张自然主义知识论，不论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都不需要哲学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