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新中国65年法治建设的历史回顾，历史反思，我们可以归纳为三句话：第一，全党上下必须重视法律、敬畏法律、信仰法律。第二，搞人治容易，讲法治困难。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国家，法律就是君王的意志，人民群众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在这样一种传统文化之下，人们有一百种理由（如“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是冷冰冰的，缺少感情和人性”；“光有法律不行，还要有人的因素、人的主动性”等）来贬低法治，轻视法治，从而在不知不觉中让人走入了人治的迷途；第三，实行法治要从干部做起，从政府做起，从中央做起。因此，这次四中全会如此重视法治，就是对新中国65年法治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深刻反思和系统总结而致。
法治是对中国当下社会发展状况的回应
全面推行依法治国，也是当下中国的头等大事，是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关键。笔者认为，四中全会回应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提出了系统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主要是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回应中国当下社会发展的要求，主要有三个必要。一是整合各方面法治资源（经验）的需要。自从1978年底我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以来，我们在这一领域进行了许多探索，也积累了许多经验，但没有一个线索将这些探索和经验整合起来。比如，我们提出了依法行政，又提出了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提出了依法治校、依法治所、依法治院、依法治剧，甚至依法治海、依法治山、依法治铁等。而四中全会关于法治建设的理论，把以往在法治建设方面积累的探索和经验都整合在一个总目标、总规划之内，让党和政府以及全体公民，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所要前进的方向。
二是反腐倡廉之制度建设的需要。从“薄熙来案”，“周永康案”，到今年刚刚发生的山西省七个副省级高级干部，在半年多的时间纷纷落马等案件表明，除了这些落马的干部个人有问题之外，我们的制度也出了问题：没有重视法治建设，没有筑起关住权力的“制度笼子”。应该说，反腐，中国古代也反，明代最为严格，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力度，可以说是空前的，但没有长期效果，朱元璋一去世，腐败问题马上反弹，且更加厉害。因此，反腐败在抓“老虎苍蝇”的同时，必须进行制度建设，必须要靠法治，从干部的培养、提拔、使用、考核、监督等一系列环节、过程上，进行周密的法律规范，才能使干部不敢贪、不想贪、不能贪，才能从制度上解决反腐败问题。而这次四中全会，就是吸取我们近年来（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反腐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此做出了周密的制度设计和法律安排。
三是肃清法律虚无主义的需要。“虚无”一词，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了。在道家的理论中，表示“有而若无，实而若虚”这种境界的“虚无”，是被用来指“道”（真理）的本体无所不在，但又无形像可见的状态。它主要是一个哲学的用语。而“虚无主义”，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对待历史、对待文化、对待社会的基本观点（人生观）。具体而言，“虚无主义”就是一种否定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否定民族文化，甚至否定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社会）的一切的思想。以虚无主义来对待法律，否定法律的扬善抑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作用，甚至否定法律的存在价值或理由，就是法律虚无主义。
由于法律强调程序公开，主张公平正义，要求其规定必须全国上下一体遵行，没有任何凌驾于其上的特权，因此，它与君主专制主义是无法相容的。所以，在中国，法律虚无主义早在中国大一统的秦王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以始皇帝和丞相李斯为代表的秦代统治阶级，虽然以韩非的法家路线治国，强调法（实际上是刑）的极端重要性，但帝王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极端的中央专制集权，以及将法律视为赤裸裸的暴力，不仅使这种“法治”无法确立起法的真正权威，甚至使老百姓看到法律就害怕，人们对秦的“法治”怨声载道，极为恐惧。
从此时起，法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开始丧失了权威，没有了地位。之后，随着中央专制集权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只认权力，不讲法律，甚至将法律视为是不吉利、不祥之物。明代著名律学家王肯堂在《律例笺释》一书中就曾经说过，在当时社会上士大夫已经普遍不重视法律，甚至认为编写法律之类的书籍要受到“阴谴”。而到乾隆皇帝下令编撰《四库全书》，纪昀在写按语时，更是讲述了如下一段话：“刑（法律）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这是中国古代法律虚无主义的集中体现。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起了共和国，但法律虚无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和政治基础照样存在，因此，民国时期的一批著名法学家如丘汉平、钱端升、周鲠生等，都曾发出过“法大？还是权大？”的呼声。1949年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建立起了全新的人民政权，但是与中华民国一样，法律虚无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仍然没有受到彻底摧毁。因此，在1949年2月中共中央所发布的前述《指示》中，出现了“两个蔑视”、“两个批判”的提法，在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中，将法治作为“旧法观点”予以彻底批判、否定的情况，乃至后来持续出现使法治走向灭顶之灾的“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场景。这些灾难的背后，就是法律虚无主义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