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二要素理论，奠定了西方法治传统的基础。经过以后历代思想家的补充发展，日益丰富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有几位思想家的理论贡献甚大。第一位就是中世纪欧洲神学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7～1274），他在《神学大全》一书中明确指出：“法是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作其他一些行动的行为准则或尺度。……（而）人类行动的准则和尺度是理性，因为理性是人类行动的第一原理。”⑥所谓法，“不外乎是对于种种有关公共幸福的事项的合理安排，由任何负有管理社会之责的人予以公布”。⑦强调法是人类理性的表现，说明阿奎那是古代希腊、罗马自然法思想的继承者，他的学说是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以及西塞罗等的思想的延伸；而关于法是“公共幸福的事项的合理安排”的观点，虽然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却为后世的功利主义法学和社会学法学的诞生提供了启示。法是理性，以及法的目的是公共幸福的思想，丰富了亚氏法治定理中的“良法”的内涵。
进入近代以后，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鼓吹和宣传之下，西方法治理论进一步得到张扬，其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如英国思想家洛克（J.Locke，1632～1704）在《政府论》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的制裁的。”⑧而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C.L.Montesquieu，1689～1755），花了20多年时间完成了巨著《论法的精神》，详尽阐述了“法律应该是对一切人而制定的。”“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我们可以有一种政制，不强迫任何人去作法律所不强制他做的事，也不禁止任何人去作法律所许可的事。”⑨之后，经过法国思想家卢梭（J.J.Rousseau，1712～1778，提出“主权在民”，“法律是公意的体现”，“法律的目的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1757～1804）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1751～1836）等美国联邦党人（提出了美国式的法治模式），以及英国宪法学家戴雪（Albert. V. Dicey, 1835～1922，提出了普通法和普通法院的至高无上）的补充完善，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而德国法学家斯塔尔（F.J.Stahl）和迈耶（Otto Mayer），在吸收英、法等国法治思想的基础上，不仅明确提出了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概念（法治国家是德语中最先使用的一个术语），而且对其内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斯塔尔和迈耶认为，法治国家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法律的法规创造权；二是法律优位，即法律至上；三是法律的保留，即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事项，只能由法律来规范，而行政机关无权做出规定。之后，经过后世学者，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学者的发展，法治的内涵进一步成熟，确立了如下四个基本要件和标准：首先是通过法律保障人权（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限制政府公共权力的滥用；其次，良法的治理，这种良法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必须尊重人的平等、自由、良心和尊严；第三，通过宪法确立分权与权力制衡的国家权力关系；最后，确立普遍的司法原则，如司法独立、无罪推定等。其形式标志为拥有完备统一的法律体系、普遍有效的法律规则、严格公正的执法制度和专门化的法律职业。
上述西方著名思想家关于法治以及法治国家的思想，归纳起来就是四句话：一是治理国家，最适合的就是法律的治理，法律至上、法律权威、法律神圣；二是这种法律，必须是良法，必须是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追求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良法；三是为了使良法得到很好地实施，必须要有一整套的制度设计：作为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作为司法机关，必须司法独立；作为每个公民，必须守法，尊重法律、信仰法律、敬畏法律，处理好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四是必须确立一组刚性的法治原则：如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权力的分立与制约；司法独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