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穆斯林移民日益增多，伊斯兰教迅猛发展，许多德国人充满疑虑地看待以穆斯林为主的外来移民及其带来的挑战，抵触穆斯林的社会风气大有在各个政治层面蔓延之势。在德国备受争议的扎拉青曾于2010年出版《德国正在自取灭亡》一书，宣扬穆斯林没有融入能力和融入意愿，批判德国穆斯林融入政策失败，这一观点代表了很多德国民众的认知。根据德国Allensbach研究所2010年9月的民意调查结果，55%的德国人认为穆斯林移民群体所带来的财政和社会福利负担超过经济效益，移民的受教育程度低于德国的平均水平，生育子女数却超过德国的平均水平。对于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的偏见和抵触情绪充斥着德国主流社会，形成了扎拉青过激观点得以传播的社会土壤。不过，根据上文提及的马克斯—普朗克多元宗教与多元民族社会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有移民背景的市议员中有40%是土耳其裔，这就完全否定了人们对于土耳其裔移民自我封闭、不愿意融入主流社会的成见。
二战以来的移民运动历程
毋庸置疑，德国目前的移民规模及结构组成与其移民历史传统、尤其是二战以来数十年的移民运动密切相关。尽管德国人口出生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但并不欢迎长期居留的外来移民。自二战以来，德国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包括客籍劳工运动、难民与避难、（晚期）回乡侨民以及欧洲一体化自由迁徙政策带来的共同大市场内部移民，历次移民运动带来的外来移民在语言、文化、宗教观、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等方面大相径庭，这也给德国本土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挑战。
客籍劳工。客籍劳工是联邦德国最主要的移民模式和移民来源，这一点有别于英法等老牌移民国家，而与新兴的移民国家奥地利十分类似。在二战之后持久的“经济奇迹”激励下，德国与土耳其、北非、南欧诸国签署客籍劳工招募协议（1955～1973年），不间断地从这些国家和地区招募大量劳工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其中尤以20世纪60年代的土耳其人和60、70年代的南欧移民这两波工作移民潮规模最大。1957年后，德国对意大利裔劳工吸引力下降，因此加紧了非欧共体国家的劳务输入，在60年代分别与西班牙、希腊（1960年）、土耳其（1961年）、摩洛哥（1963年）、葡萄牙（1964年）、突尼斯（1965年）、南斯拉夫（1968年）等国家签署劳工招募协议。在招募政策的作用下，德国外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迅速地从1960年的1.2%增至1970年的4.9%以上，到了1973年，生活在联邦德国的外籍劳工人数达到了260万。
根据招募协议，客籍劳工只具备与工作许可相挂钩的临时居留身份，享受德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企业依照轮转制需要不停地更换劳工。客籍劳工多为低素质的体力劳动者，分布在采矿、钢铁、机械制造等领域，也有少数护士（来自韩国、菲律宾）等受过专门培训的职业。在经济奇迹期间，大批德国人实现了社会升迁，从普通工人转变为中产阶层的职员，移民在这点上“功不可没”，是他们填补了普通工人底层职位的空缺。由于政策上允许外籍劳工可以选择不回原籍，长期居留下来并将家庭成员接到德国团聚，企业也并不希望严格按照轮转制重复培训新员工，更由于德国社会福利和工资水平较之客籍劳工来源国极为优越，原本临时性的外来劳工不断推延返回本国的时间，生活重心渐渐转移到德国境内。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致招募停止，更促使大量外籍劳工改变自己的生活计划，积极争取家庭团聚并在德长期定居。
难民及申请避难者。德国《基本法》第16条规定了避难的基本权利以及收容难民和审批避难申请的程序。避难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一直是引发公众讨论的重点话题，但实际上难民数量远远不及客籍劳工的规模。
两德统一之后，德国申请避难的人数于1992年达到了高峰，接近40万人，难民数量的增加引发国内舆论对所谓“经济难民”滥用避难权的疑虑，针对难民的极右翼暴力事件时有发生，随着国内有关讨论的激烈化，排外情绪在1991～1992年间达到了顶点。1992年8月发生在东部德国城市罗斯托克—利希滕哈根难民收容点的纵火事件是德国战后最严重的种族排外事件。在这一背景下，德国收紧了避难政策，1993年生效的“避难妥协方案”通过第三国规定以及机场审查程序等新规定，大幅度限制了政治避难权的适用范围，在同一时间，新的避难程序法生效，给避难基本权利的基础带来了极大变化，直接导致大批国内非法居留的劳务移民进入了建筑业、保洁与护理的地下经济部门。由于限制性政策的实施，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峰阶段相比，申请避难的人数自90年代末以来明显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