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多边贸易破局前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金砖国家暨G20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徐飞彪
2026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APEC“中国年”预计举办约300场APEC会议和活动。APEC的规模优势日益凸显，囊括全球近40%的人口、近50%的贸易、超过60%的全球经济产值、超过60%的世界经济增长动力。APEC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该地区是“全球南方”大国和中等发达强国聚集地，单边保护主义对亚太地区一体化阻力相对较小。在全球秩序面临重大变革的当下，APEC成为捍卫现有多边经贸秩序的重要堡垒，成为推动国际经贸体系改革、塑造未来经贸新秩序的关键力量所在。
中国是第33届APEC峰会东道主，各界认为，中国是带领世界走出当前国际经贸乱局困局的重要力量。更重要的是，中国一直坚守自由开放市场理念，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公平发展与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不仅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强调提高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而且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在推动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中的负责任大国担当。（选自《人民论坛》2026年第12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徐飞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金砖国家暨G20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G20机制、金砖与G20互动、全球新兴治理平台、全球治理问题、中国与金砖国家关系、中国与G20关系等。
新大众文艺重塑青年精神生活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朱丽丽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移动媒介、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技术正深刻重塑文艺的创作、传播、接受方式，催生一种全新的文化样态——“新大众文艺”，并迅速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数字技术平台和参与式文化共同推动新大众文艺的勃兴，“人人皆可创作”的愿景在数智化的平台社会中成为现实。而在这一文化生态中，青年群体扮演着尤为活跃的角色。他们不仅是新大众文艺的主要消费者，而且是内容创作、传播扩散、意义重构的重要参与者。短剧追更、弹幕吐槽、圈层社交、情绪消费……这些看似碎片化的日常实践，实际上构成青年精神生活的新图景。
青年从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意义建构者，通过参与式创作、圈层社交、日常审美化等实践，实现个体经验与文化表达的深度融合。同时，平台机制与资本运作模式也引发消费主义异化、审美窄化、群体极化等问题，使青年精神生活面临新的风险与挑战。新大众文艺既是青年精神生活重塑的重要场域，又是当代文化生产的关键议题。引导其健康发展，需在尊重青年群体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负责、社会协同、青年自觉的多方共治机制，系统提升青年的媒介素养和文化判断力，共同推动青年精神生活健康发展，以及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选自《人民论坛》2026年第12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朱丽丽，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媒介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主持十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社科基金课题。发表论文60余篇。
非遗的数智化保护与创新
——中国传媒大学非遗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杨红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基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与集体记忆。当前，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非遗保护提供突破性的技术手段与创新动能。从高精度三维扫描到动作捕捉，从自然语言处理到知识图谱，从虚拟现实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智技术正逐步渗透到非遗保存、研究、传播等各个环节，推动保护措施发生深刻转变。以人工智能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技术应用范畴，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在非遗保护领域的应用，已从点状尝试向系统集成拓展，展现出显著的赋能效应。记录保存效能显著提升，辅助传承与研究深度拓展，传播与教育覆盖面扩大。在肯定人工智能赋能成效的同时，需冷静审视技术应用过程中暴露出的风险与挑战，秉持积极审慎的态度，在推动技术应用的同时加强规范引导，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保护的目标。（选自《人民论坛》2026年第12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杨红，中国传媒大学非遗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展示及数字化保护利用。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十余项。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播前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传承到传播》等十余本专著、编著。
用好正反典型“两面镜子”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彭新林
正面典型，是党员干部忠诚履职、为民奉献、坚守初心使命的具象化呈现，是正确政绩观人格化、实践化的生动诠释，其深层内核集中彰显出“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以及尊重发展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久久为功的从政品格。正面典型选树越精准、立得住、可效仿，正确政绩观的感召力、引领力、凝聚力就越强劲。
深挖反面典型，关键在于深度剖析错误政绩观的生成逻辑、演化路径、表现形态和深层危害，为广大党员干部划定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与从政底线，促使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的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对照反面典型，以案为鉴、以案自省、以案促改，是发挥反面典型“清醒剂”作用的重要路径。正反典型犹如校准政绩观的“两面镜子”：一面映照对党忠诚、为民造福的精神典范，一面折射急功近利、劳民伤财的深刻教训。用好这两面镜子，要把握选准、讲透、用实三个关键，以正面示范引领价值认同，以反面警示强化思想震慑，双向协同发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实现从思想自觉到行动自觉的深度转化，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选自《人民论坛》2026年第12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彭新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反腐败法治、纪检监察、企业法律风险防控、中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刑事司法实务。主要著作有《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研究》《贪污贿赂的罪与罚》《法林漫步》等。
解码“社交货币”：青少年文化心理与行为引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孟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理解青少年的行为逻辑，是有效引导的前提。对于越来越多青少年而言，熟练运用“社交货币”，已成为他们彰显自我价值、维系与发展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社交货币”的流通、社会关系的连接，往往发生在特定场域。对于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少年而言，以互联网社区、平台为主要聚居地的圈子、圈层，构成“社交货币”的主要流通场所，为这一群体提供了社会化成长的预演空间。利用“社交货币”参与圈层交往，是青少年发现和确认兴趣、品位、追求、风格相近的同侪群体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他们理解并内化成长所需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还能带来自信心和安全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行为模式，培育综合素养。
在给青少年成长带来乐趣和益处的同时，“社交货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例如，被“社交货币”所物化的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青少年自我认同偏差；“社交货币”的泛化交易，容易导致一些青少年对交往关系的理解趋于肤浅化；“圈层自闭”的排外心态，可能助长一些青少年对社会阶层的错误认知。在数智传播时代，扬长避短、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要进一步在社会文化和教育层面，完善多方协同治理体系，通过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和青少年自身的共同努力，提升青少年对“社交货币”的理性认知，规范圈层交往言行举止，促进其身心健康、全面发展。（选自《人民论坛》2026年第12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孟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网络新媒体及其社会影响、媒介伦理与文化、理论、媒体融合、群体互联网使用等。主要学术专著包括《网络互动：意义诠释与规则探讨》（3版）《媒介伦理的道德论据》《传播实践与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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