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围绕二战后美国应如何对待和处理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展开。1947年3月12日，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向国会宣读总统咨文，强调美国的“伟大责任”是遏制苏联的“扩张”，这一咨文很快被称为“杜鲁门主义”。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侵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也就是世界任何地方的安全问题美国都有权进行干涉。实际上，这涉及到如何处理战后美苏、美欧两大关系的问题，当时主要存在两种与杜鲁门政府严重分歧的意见。一种是华莱士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反对与苏联公开决裂。另一种是参议员塔夫脱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他们也赞成对苏强硬，但反对过多卷入外国事务，主张回到战前的孤立主义做法上去。塔夫脱本人是坚定的孤立主义者，认为没有必要建立北约，应收缩在欧驻军，并反对拨付巨额援外经费。但在当时的情势下，这种孤立主义的主张未能形成气候。
第二次发生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当时美国陷于越战泥潭，国内反战情绪很浓，以参议院民主党多数派领袖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等人为代表的新孤立主义派应运泛起。其基本主张就是美国调整海外卷入规模，撤出驻欧美军，实施战略收缩。美国经历了五次经济危机的打击，经济实力和对外竞争能力均遭严重削弱，美国与欧日特别是与苏联综合国力对比发生了升降变化，国际影响力下滑。在此国际背景下，美国统治阶层从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出发，普遍赞同收缩海外力量，调整对外政策。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之后，承认时代格局朝多极发展的现实，在基辛格的协助下制定出一套新的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这就是“尼克松主义”。其中虽有某些新孤立主义的影子，但总体上仍是全球主义的思想。
第三次新孤立主义的高潮出现在冷战结束后，代表人物是1992年与老布什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帕特里克·布坎南等人。他们认为，冷战结束了，美国承担众多国际义务的时代也该结束，要回到“应有的位置”上来。他们反对“全球干涉主义”，强调美国的命运不取决于其对外部世界的干预，而取决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具体政策主张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其一是集中精力搞好国内问题，“重建”美国。《外交》杂志主编威廉·海兰撰文提出：“美国今天受到的外国势力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但国内繁荣受到的威胁却是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因此“必须有选择地解除一些国外负担，以节省资源来解决国内问题”。其二是减少在海外的政治和军事义务。他们主张美国从全球撤回驻军；把北约移交给欧洲人，废除日美安全条约和使美国承担整个西半球防务的泛美联防条约；停止一切对外援助，停止增加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等。布坎南更提出“美国优先”的竞选口号，赢得不少人的响应和支持，被舆论称作“布坎南现象”。
美国虽在两超争霸中获得胜利，苏联解体了，但美国本身也是遍体鳞伤，国内问题积累成堆。布坎南等人的新孤立主义在美国内受到广泛热捧，但遭到新干涉主义、理想主义等派别的坚决抵制与反对，也没被此后的布什和克林顿两位总统采纳。在这些总统执政期间，也着重对改善美国国内状况下了功夫，并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取得良好的发展效果。这些为小布什推行新干涉主义创造了条件。
小布什上台伊始，凭借美国积累的超强实力，大搞新保守主义的单边主义，极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到处进行干涉，企图进一步强化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不久发生了“9·11”事件，美国被迫调整全球战略，把反对恐怖主义和反对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作为新战略目标，在中东连续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9·11”事件不仅造成美国巨大经济损失，而且动摇了美国人对本土安全的信心，留下深深的心理后遗症。两次中东战争，更把美国推入困难深渊。仅对伊拉克战争就耗资4500亿美元，死亡4300多人，并给伊拉克留下一大堆难题。十年折腾，结果把中东搞成一个烂摊子，恐怖主义依然猖獗，美国软硬实力均遭严重挫折。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严峻经济金融危机，更使美国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也牵累了世界各国，使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低迷状态，至今未能完全恢复。如果说小布什的对外政策也有孤立主义成分的话，那就是狂妄的单打独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