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神扶贫的实践经验和启发
上一部分我们将“精神贫困”现象归纳为两种类型：“无志”和“无为”并从心理和行为机制上进行了分析。那么“精神扶贫”具体应该如何做，使“无志”转为“有志”，使“无为”变为“有为”呢？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的一些经验做法进行梳理，希望能够为解决“精神贫困”现象提供政策启示和方法参考。
（一）移风易俗，由“看”到“干”
“等靠要”和懒惰现象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可能是上述几种原因的综合结果。对于小范围内的懒惰现象，可以将激励从物质收益转移到社会声誉，利用社会规范，治懒惰拔穷根。典型的案例是湖南十八洞村实行的“思想道德星级化管理”。其成功原理是将“主动脱贫”和“利他行为”转变为“面子”即社会规范，并以公示评分的方式促使个体在社会压力下转变行为，最后实现了村民由“看”到“干”的角色转换，并由此生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力。
当争戴“贫困帽”已经成为一种风气的情况下，必须要将传统的宣传手段转变为有效的“营销”手段来做到移风易俗。传统宣传手段的实质是说教，“营销”手段的实质是“说服”，即带来心理感受。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是唤起社会认同感，即对于群体身份的认同和对群体荣誉的维护。最典型案例是1986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Don’t mess with Texas（别给德克萨斯添乱/弄乱）”标语成功地减少了在高速路上乱丢垃圾的社会风气。我国党政宣传部门转变宣传思路，有意识地借鉴商业营销的经验，针对“等靠要”和“不劳而获”的行为专门设计标语，借助广告、传统、网络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最终做到移风易俗。
（二）心理干预，扶贫扶志
对于志向水平低和信念消极的心理问题，还是从心理干预着手。要通过专业心理干预手段去实现做到习总书记提出的给贫困户送温暖，送志气，送信心。积极心理学中的积极心理干预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大量可行的方法，核心就是对于贫困者积极特质、情感和情绪的唤起和促进。已经有证据表明自我肯定训练对于提升贫困者的志向水平有显著的作用［13］。
为了应对污名化等问题，在未来扶贫工作和宣传中，对于贫困要有更正面更积极的表述，可以考虑用“后富者”代替“贫困户”的说法。扶贫工作者在扶贫过程中，与贫困者的沟通更自觉地注意工作方式方法，要更有人文关怀，帮助减少引起贫困者对于自身弱势身份的感知。
（三）改变现状，着眼长远
解决安于现状就是改变参考点，最关键在于最大限度降低贫困者感知到的损失概率，尽量提高感知到的收益概率。首先要为贫困群众选择收益有保障、损失概率小的项目；其次，金融机构要专门设计针对扶贫的特种保险产品，尽最大可能降低风险；再次，扶贫工作机制、与贫困人口的相关政策制度要有稳定性、延续性，贫困户联络干部尽量保持稳定，增加贫困者的确定性感知，促使其采取行动；最后，要耐心地给群众算清楚成本和收益两本账，要给贫困群众送信心、送决心。
解决短视和低自控力问题，社会声誉和社会规范依然是有效的手段。同时，设定目标、承诺机制，以及积极行为的及时奖励也将有助于贫困者增强自控力，达成长远目标。
（四）提供信息，减少失误
个体低质量的决策需要从有效信息的提供来解决。针对贫困人口的政策需要尽可能地简化，以降低贫困者决策和申请的难度。扶贫政策可以提供简化而有效的决策信息，将概率凸显表征为预期收益，纠正个体对于概率的错误感知；同时设计一些建立在自由选择基础上的有利于贫困人口的默认选项，提高经济决策质量。
针对个体的经济决策，要为扶贫者设立“经济顾问”，其主要职责是帮助贫困者做出更理性的决策。“经济顾问”可以由扶贫干部担任，但最好的形式是通过社会组织招募志愿者，专门为贫困者提供经济决策咨询。最后，如果一些错误决策是社会风气带来的，比如攀比、赌博，可以考虑用宣传营销手段解决。
以上提出的各项政策方法基于个体的行为洞见（Behavioral Insights），与传统公共政策有较大的区别，学界一般称之为“行为公共政策”（Behavioral Public Policy）［14］，目前还处于研究和探索阶段。中国扶贫中“精神贫困”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术界还继续从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实践界也要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加强与同行和学术界的交流，争取举一反三，创新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四、四元治理体系公共政策分析
（一）充分认识个体失灵，建构四元治理体系
在全面建立现代化的治理体系的背景下，必须要应对思维范式的挑战和管理技术的挑战［15］，尤其要解决的就是治理理论发展的问题。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应该加入个体这一治理主体。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上要从政府、市场、社会、个体四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解决，即建构四元治理体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正式将精细化社会治理称为一项重要的治理理念。四元治理体系正是与精细化治理理念相统一的。精细化治理一方面体现在“精确诊断”上，问题界定和判断依据都需要精准化；另一方面体现在“科学分析”上，不同主体的问题需要使用不同的理论和模型，并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最后体现在“对症下药”上，在精准科学判断界定原因后要有的放矢、因地制宜选择特定的政策工具进行干预。
（二）使用创新的和超常规的政策工具解决“精神贫困”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强调：要全力实施脱贫攻坚，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创新扶贫工作机制和模式，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精神贫困”正需要通过创新的扶贫模式和超常规的政策工具来利用和矫正个体失灵来解决。个体失灵的干预是中国学界较为陌生的领域，但已经成为国际公共政策学术和实践的前沿领域。世界银行以及一些研究组织在世界各地从事行为政策的研究。英国、欧盟和美国也在2010和2014年先后在政府内设立了行政政策研究部门，实验新型的行为政策工具，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些基于行为的新型公共政策，如宣传说服（Persuasion）［16］、行为公共政策、助推（nudge）［17］等，剑指个体失灵，能够为解决“精神扶贫”提供新思路，更能准确地预测现有政策的效果［18］。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我国扶贫已经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剩下小部分尚未脱贫群体可能陷入“精神贫困”与经济贫困的双重贫困陷阱之中，必须通过“精神扶贫”攻下这块脱贫道路上的“拦路虎”。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建立可靠有效的扶贫模式
“精神扶贫”需要顶层设计，尤其要解决扶贫过程中各主体的激励不相容问题。“等靠要”等懒惰问题部分源于扶贫体系的不合理，助长了贫困者不劳而获的想法。扶贫体系中一定要对于各主体的行为设计有效、正确的激励机制，不能让扶贫干部累死，让扶贫资金打水漂，让懒惰的贫困者坐享其成。同时，扶贫工作的“软件”（制度、政策）设计和执行要稳定、可靠、更符合贫困人口心理、行为的特点。
（二）针对“精神贫困”进行数据收集和科学研判
“精神贫困”的“诊断”要建立在数据证据的基础之上。在建档立卡过程中需要增加对于“精神贫困”主观数据的收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获取的贫困人口高频客观行为数据也可以用于贫困人口“精神贫困”的分析，更能作为干预政策有效性的依据。
（三）加强对于“精神扶贫”的研究
“精神扶贫”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前沿领域，国外的扶贫方法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国情。中国本土化的“精神贫困”在中国还没有深入的研究，也缺少成熟有效的方法。应该设立研究基金或专门立项鼓励高校、智库、NGO、企业加入研究队伍，尽快拿出有针对性、低价高效、操作难度低的精神扶贫方法。
（四）打造具有专业知识的扶贫队伍
“精神扶贫”要求扶贫工作者具备一定的心理和行为科学的知识。一部分“精神贫困”问题的解决需要用专业的心理和行为科学方法。有条件的地方要引入有经验、资质的心理工作者，辅助扶贫干部解决问题。扶贫干部也通过培训学习加深对于“精神贫困”的认识，尤其要避免由于在政策执行时的不人性化而使政策效果适得其反。（杭承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参考文献］
［1］APPADURAI A. The Capacity to Aspire［G］//RAO V，WALTON M. Culture and Public Action，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Rao，2004：59-84.
［2］MICKELSON K D，WILliAMS S L. Perceived Stigma of Poverty and Depression：Examination of Interpersonal and Intrapersonal Mediators［J］.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Guilford Publications Inc.，2008，27（9）：903-930.
［3］CONGDON W J，KliNG J R，MulLAINATHAN S. Policy and Choice：Public Finance through the Lens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M］.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11.
［4］TVERSKY A，KAHNEMAN D.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J］.Science，Springer Netherlands，1974，185 No. 4157（1974）：1124-1131.
［5］K?SZEGI B，RABIN M. Reference-Dependent Consumption Plan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9，99（3）：909-936.
［6］ELSTER J. Social Norms and Economic Theory［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89，3（4）：99-117.
［7］DALTON P S，GHOSAL S，MANI A. Poverty and Aspirations Failure［J］.The Economic Journal，2015，126（590）：165-188.
［8］SPENCER B，CASTANO E. Social Class is Dead. Long live Social Class! Stereotype Threat among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Individuals［J］.第10版. Social Justice Research，Springer US，2007，20（4）：418-432.
［9］REZVANFARD M，EKHTIARI H，MOKRI A.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traits in Smoke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Nicotine Dependence Level-ProQuest［J］.Archives of Iranian Medicine，2010.
［10］BANERJEE A，DUFLO E. Poor Economics［M］.Hachette UK，2012.
［11］OZDENOREN E，SALANT S W，SILVERMAN D. Willpower and the Optimal Control of Visceral Urges［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Blackwell Publishing Inc，2012，10（2）：342-368.
［12］MulLAINATHAN S，SHAFIR E. Scarcity［M］.Penguin UK，2013.
［13］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5：Mind，Society，and Behavior［M］.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15.
［14］oliVER A. Behavioural Public Polic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15］蓝志勇，魏明.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顶层设计，实践经验与复杂性［J］.公共管理学报，2014.
［16］BELL S，HINDMOOR A，MolS F. Persuasion as Governance：A State‐Centric Relational Perspective［J］.Public Administrati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0，88（3）：851-870.
［17］THALER R H，SUNSTEIN C R. Nudge［M］.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
［18］CHETTY R.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A Pragmatic Perspectiv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Cambridge，MA：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