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工作开展至今，我国贫困人口已经从2014年的7017万人降至2016年年底的4335万人，减少了2682万人，贫困发生率从7.2%减少至4.6%，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针对最后的4335万贫困人口的脱贫工作，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引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贫困人口经常表现出缺乏志向，缺乏主观能动性，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短视、急功近利等现象。这些主观层面的问题严重阻碍了脱贫攻坚的效果，也是消除极端贫困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精神扶贫”不只是一个政策难题，还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难题。尽管这一问题讨论的时间已久，然而关于它的学术研究甚少，且都未能科学地分析并揭开“精神贫困”的“黑箱”。
本文主旨在于用行为科学解释“精神贫困”背后的两大个体微观机制；更重要的是提出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体的四元治理体系，精准地瞄准个体层面的失灵问题，采用创新和超常规的方法对症下药。
一、“精神贫困”实质是“个体失灵”
在本文中，我们将“精神贫困”定义为贫困人口缺乏志向、信念消极和行为决策不理性，从而影响其脱贫的行为现象。本文研究的贫困人口是指有劳动能力的人，而非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从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精神贫困”实际上是“个体失灵”（Individual Failures）的结果。个体失灵这一概念最先由行为经济学家提出，主要指的是“行为失灵”（Behavioral Failures），即人们不按照理性原则进行决策和行为，导致个体福利无法最大化。而笔者认为，广义上的个体失灵还应该包含来自心理学角度的“志向失灵”（Aspiration Failures），指个体缺少志向，信念消极，努力程度较低。
（一）志向失灵
志向或抱负，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可以被界定为具体的生活目的和奋斗目标。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强调志向对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一直有“人穷志不穷”的说法。但在扶贫实践中，却屡屡遇到“人穷志短”的现象。
人类学家阿帕杜莱将志向失灵定义为“贫困者可能缺乏争取和改变自身贫困状况的志向”［1］。志向的缺乏导致信念、期望的降低，进而直接影响贫困者的经济决策和努力水平。努力程度的降低导致行为结果会偏离理想目标，又会进一步导致志向水平的降低或维持在低水平。与此同时，悲观心理和消极信念也可能导致个体陷于贫困陷阱之中。
社会因素也有可能加剧志向失灵。社会差距过大，贫困者会更容易觉得自己努力带来的收益微乎其微，期望和现实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也进一步降低了自己的志向。长久的贫困状态可能导致贫困者产生习得性无助，变得习惯麻木而缺少脱贫动力。贫困带来的社会排斥、刻板印象威胁，自我污名、耻辱感和不被尊重感会降低贫困人口的自我效能和心理健康，同样也会降低志向水平［2］。
（二）行为失灵
现代公共政策的基础是“经济人”假设，即个体具有有序偏好，完备信息和完全的计算能力，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按照此假设，只要有足够的外部扶贫支持和经济机会，贫困者就能够实现脱贫。然而现实中，人并非具有完全理性，不能如理论预期的那样实现脱贫。
在有限理性的情况下，人们会出现行为失灵，即行为偏离经典决策理论，比如“热手效应”、“确定性效应”、“损失厌恶效应”、“锚定效应”、“公平偏好”、“框架效应”、“现时偏好”等等。尽管表象不一，但从原因出发，行为失灵可以分为三类：不完美的最优化（Imperfect Optimization）、有限自我控制（Bounded Self-Control）以及非标准偏好（Nonstandard Preferences）［3］。
不完美的最优化，指的是个体并不按照标准模型假设进行选择。个体受到有限注意力、有限计算能力以及错误推理［4］的影响，尤其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可能导致选择和偏好不一致，不能使自身福利最大化。
有限自我控制，指的是即使个体有明确的偏好，却难以将决策执行下去。现实中的个体会缺少自控能力受到诱惑出现拖延，会让微不足道的障碍阻碍行为；决策时的即时状态和成瘾都会降低人们自控能力，极大而显著地影响了个体的行动结果。
非标准偏好，指的是个体对于结果和过程、自己和他人都有偏好。人们具有参考点偏好，因此会受到禀赋效应、损失厌恶，安于现状偏差的影响，人的效用函数在过程中也会发生巨大变化。［5］同时，个体并不是完全自私自利的，有关心他人偏好，个人对结果产生的过程是否公平有偏好，个人的行为方式通常会符合社会规范［6］。
二、“精神贫困”现象的个体失灵解释
为了避免出现对于“精神贫困”现象的泛化，本文将“精神贫困”现象界定为两类现象：志向缺乏和信念消极（“无志”），认知和决策偏差（“无为”）。
（一）志向缺乏和信念消极
1.志向缺乏
贫困人口常常“人穷志短”，比如没有上进心、不想努力、生活没有奔头，缺少行动力，因为无法改变自身财富状况。道尔顿（Dalton）等人用如下效用函数模型描述了这种志向失灵导致的贫困陷阱［7］：
θ为最终财富，θ0为初始财富，努力水平e∈［0，1］，志向水平g是最终财富的目标。其中，假设最终财富θ=f（e，θ0）=（1+e）θ0。由于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总是一致的，因此构成了共变的一组变量（e，g），对于一个理性人来说，（e，g）是内生化的，即不论初始志向水平g0如何，总会选择e=1（即g=2θ0）保证最终财富和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情况下，贫困者面临的是经典的贫困陷阱：由于初始财富水平太低，相比于初始财富水平高的个体，边际努力带来的财富更低，而成本更高，最后在某个低水平财富上达到均衡而陷入贫困陷阱。
而对于一个行为人（behavioral，即实际中的人）来说，（e，g）不是内生化的，而把志向水平g看作是给定的。个体根据g0选择努力水平e，而志向水平此基础上继续向下调整，直到e=0。初始财富水平越低，越容易陷入这种志向失灵中。
由此推断，假设有两个具有相同初始志向水平的行为决策者，初始财富水平低的人会选择更低的努力水平，因为低财富降低了边际收益。努力水平下降将导致志向水平产生差异，进一步降低均衡中的努力水平带来的边际效益。由此志向失灵将进一步促进贫困陷阱发生。
2.信念消极
贫困人口有可能缺乏动机和信心，主动放弃一些有利于脱贫的行为，或者即便有所尝试也容易放弃。一些贫困者因为“面子”问题而不愿意参与福利政策。这很有可能是由于“贫困”的污名化，或者社会排斥等原因导致了贫困人口觉察到羞耻感和不被尊重感，而拒绝接受扶贫政策。贫困者的信心缺乏来源于自我污名，或贫困生活方式塑造的性格、心理健康程度原因。这些情况下贫困者自尊、自我效能感较低，容易否定自己，缺乏心理韧性（Resilience）。
还有一种情况是，当贫困者意识到自己的贫困身份时，原本能做好的事情却做不好了。这种显现的原因是由于刻板形象威胁的存在，人们意识到自己弱势的身份时，会降低对于自身的期许和行为的期望，继而降低努力程度，使得原本能做好的事情打折扣［8］。
（二）认知和决策偏差
个体的非理性行为较为普遍，但是贫困者的认知和决策偏差带来的损失将极大限制致富的进程，甚至导致一些已经脱贫者再度返贫。
1.安于现状，追求稳定
一些贫困者安于现状，不愿意做出改变，更厌恶风险，因而在经济决策中极度保守，无法脱贫。这种现象有时候与志向失灵同时出现，相互影响，但是机制和理论有所不同。原因主要是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中个体的“S”形的价值函数，如图2。
个体在评估价值时以现状为“参考点”，损失带来的心理价值大于等量收益带来的心理价值，因此个体有损失规避的偏好。贫困者在做决策时，会权衡“维持现状”和“改变现状”（改变参考点）的后果。不确定情况下，“改变现状”的损失是有可能的，而“维持现状”一般来说是确定没有损失的；相比预期收益，贫困者会对预期损失赋予更大的心理价值。为了规避损失和风险，贫困者倾向确定性、安于现状，所谓“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典型例子是在农村中推广一项成熟和更有效益的新技术时，尽管风险很小，但是在初期敢于尝试的人却很少。
2.相对短视，忽略长远
一些贫困者容易出现短视行为，自控力差，容易受到诱惑。按照经典贴现理论，贴现函数f（D）=e-kD且不论近期和远期，额度大小的贴现效用顺序不变，即US＜ul（见图3A），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会选择较大的利益。
然而现实中的贴现模型中个体对于时间的偏好是不一致的，即现时消费比未来消费给个体带来的效用更大，贴现函数f（D）=1/1+kD，为双曲形式［9］。在近期收益中，今天小额收益的效用大于半年后大额收益的效用（US＞ul）（见图3B），即宁愿要今天的50块钱，也不要半年后的100块钱；因此个体会产生短视行为，所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再者，边际收益效用是递减，而贫困者初始财富水平的低下，小额收益的边际效用可能远大于大额收益的边际效用，因此使贫困者更重视当期的“蝇头小利”。
3.缺乏自控，易受诱惑
缺乏自控与短视行为是类似的行为表现，但是其背后的原理主要来自于意志力的消耗。班纳吉发现，食不果腹贫困者获得金钱援助后不是多买一些食物，而是买了一些味道更好的食物［10］。在我国，贫困户获得一些鸡苗，但第二天却变成了下酒菜。抵抗诱惑需要意志力，意志力是有限的心理资源。个体抑制来自商品、休闲娱乐活动等外在诱惑会消耗个体的意志力，等到意志力消耗殆尽就无法继续抵抗［11］。贫困者收入有限，比其他人群需要抵制着更多的诱惑，从而耗费更多的意志力。
4.低质量的经济决策
贫困者经常做出低质量的经济决策，主要原因是可能缺乏做出理性决策的认知资源和能力。经济决策往往是复杂的，需要调动大量的认知资源，特别是注意力资源。贫困人口由于处在稀缺的状态下，他们的注意力和认知资源大量集中于资源匮乏的领域和日常生计，导致自身认知“带宽”的不足［12］，要么忽视了决策所需要的关键信息，要么无法应对过多的信息，导致在经济决策中失误甚至无法做出选择。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个体可能无法正确地利用概率进行决策。人们受到自动化思维、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等因素的影响，不一定能够正确认识概率，从而在不确定情况下做出错误的决策。前景理论中，个体对于概率的权重赋予函数较为特殊。
权重函数损失和收益框架中会产生所谓反射效应（Reflection Effect），表现为“碰运气”和“赌一把”：即在损失框架中人们会低估中高概率（我不会那么倒霉），在收益框架中人们会高估极低概率（我相信自己的运气）。而在极概率收益的领域，比如赌博或高风险产品，人们会更相信自己的运气，高估收益的概率而选择赌一把。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贫困者无法脱贫，一些已经脱贫的人还有可能因决策失误而返贫。
进一步需要阐明的是，行为失灵不是贫困人口的独特标签，而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行为特点，贫困状态下可能会加剧这些偏差和失误。但是在决策失误后，相对富裕的人有“缓冲”的能力，贫困人口则可能陷入更深的贫困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