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贝克斯顿（W. H. Bexton）等人在1954年曾进行过一个著名的感觉剥夺实验，他们招募了一些研究的参与者（被试），将其置于几乎没有信息刺激的环境中，并要求他们保持尽可能长的时间。结果显示，不但很少有人能在如此的条件下坚持一周，而且实验的参与者（被试）竟还产生了心理病理反应：注意力难以集中、迟钝、烦躁、思维逻辑混乱，甚至出现幻觉、紧张焦虑和神经症征象等。该实验揭示了信息刺激在维持人的正常的心理和生理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若把信息刺激量不断加大，使之达到高负荷的程度会如何呢？殊途同归，同样会引起人的心理不适和心理病理反应。这也已经是被“实验”证明了的，只不过这个“实验”发生在更为宏大的社会生活场域之中，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人们在面对海量信息席卷而来时，更深切体验到了什么是信息过载，什么是信息过载而导致的焦虑与不适；更深切地体验到了信息重荷（过载）和信息焦虑之间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说，信息过载导致的心理焦虑已演化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症候群。本文将对在信息过载的条件下人为什么会出现焦虑之类的心理病理反应，以及如何应对进行探讨。
人们所进行的主动或被动的信息加工过程过多地消耗和挤占了其有限的认知资源
信息过载所致的信息焦虑也即心理焦虑是一种较宽泛意义上的表达，它包括了烦躁、紧张、不安甚至恐惧等不良反应。那么，负面的结果为什么会产生呢？原因之一是，在大量刺激涌入的情况下，人们所进行的主动或被动的信息加工过程过多地消耗和挤占了其有限的认知资源。这里所说的认知资源主要是指人们顺利完成信息加工任务所依赖的心理能量或容量。任何个体必须使用自己的认知资源才能进行信息处理和信息加工的操作，概莫能外。然而，人的认知资源绝非无限，了解这一点非常关键。德国人冯特（W. Wundt）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创立心理学时就对此有过研究。引起他兴趣的是当时德国天文学家贝塞尔提出的“人差方程”，即不同天文学家观测天体时在时间判断上产生的差异。冯特发现，人在望远镜里做观测，其关注点首先置于天体（如行星）上还是置于坐标线上，会导致读数上的不一样，会有反应时间上的差别。后来冯特自己亲手设计了实验，让钟摆通过某一点，同时响起铃声，以判断人能否同时去知觉这两个刺激（视觉刺激和听觉刺激），结果表明，这一看似难度并不大的任务是不可完成的，人只有先加工完成其中一个刺激后才能去加工另一个刺激。外行人常常误以为看钟摆（通过特定的点）与听铃声是同时进行的，然而事实上却不是，从一个过程转换到另一个过程需要八分之一秒的时间。冯特说，人的意识仅仅有一个思维，仅仅有一个知觉，当看上去似乎我们能同时知觉几个对象的时候，我们是被快速的交替和更迭欺骗了。冯特在这里实际上揭示了两层含义：其一，人们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只能认知加工同一个对象；其二，人们只有结束了对某一个对象的认知加工后才有可能转向另一个对象。
如果把冯特所揭示的两点放到当下的语境中来表达，那第一层含义可论述为，由于认知资源有限，人们不能一心二用，不能在同一个时间把注意力放在两个对象上。若借用聚光灯的比喻，可以说作为个体的这盏灯，它（他）在同一个时间里是无法把光点投射到两个不同的地方的。也许有人不赞同这个看法，他们会列出一些事例进行反驳，比如一个开车的司机在驾驶车辆的同时还可以和坐在身旁的人讨论问题；再比如一个课堂上正口若悬河的老师正盘算着晚上回家后如何教训和惩罚期中考试不及格的儿子等。其实，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上述例子中的个体尽管是在从事两件事，但对他们来说，其中的一种活动已经非常熟练了，或者说已经是自动化的了。这也就是说，看似在做两件事，但其中之一已无需付出精力，无需耗费心理的能量了。
若把冯特的第二层含义放到当下的语境中来表达可论述为， 在任一时间里，人们致力于去完成工作、应对需处理的输入信息的心理能量只能是一个确定的值，当人们把一定比例的心理资源也即心理能量用于某项活动，那么其他活动可利用的资源也就必然减少了。每个人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费心劳神地去完成了一件事情之后，你就无法再去做另一件需要付出精力的事情了。
不确定状态和掌控感的降低引发信息焦虑
前面讨论的是海量信息对我们的影响。如果用心去观察一下，我们还会发现，这些信息是通过多样化的渠道扑面而来的。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中，受众在获得信息之前要经过特定的“守门人”，如记者和编辑的“把关”。因其具有相对严格的专业训练的背景，相对于“外行”来说，他们能够进行一番较为“在行”的筛选，将冗余无价值，甚至是不靠谱的信息过滤掉。但现在受众与记者（编辑）之间身份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原先依靠记者、编辑等“守门人”来为受众选择信息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判断信息之价值高低及真伪的任务逐渐成为个人的事情。现在的受众既是新闻和信息的消费者，又担负起了过去把关人的责任，受众成了自己的编辑、“守门人”和“信息收集人”。这种转变一方面意味着精英垄断新闻和信息的局面被打破，同时也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忧虑：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动机、态度以及视野、理解力、思维水平都是迥然不同的，为其所收集、选择、加工、过滤后而传播出去的信息也必然是五花八门、参差不齐。如果我们把那些在动机上有意捏造，以图恶果的谣言去除不计的话，那么我们所接触信息中有相当的部分可被定义为“流言”，也就是与事实不符的消息。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曾指出流言被讹传的原因，其一为锐化，即断章取义，从整体中选择若干内容加以渲染；其二为磨平，即重新编排，把某些细节去掉，使内容简明易懂；其三是同化，即加工润色，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接受和传播信息，使之符合自己的特点。这种情况我们经历的太多了。如果我们退一步说，假设那些来自多元渠道的信息都是严肃的和靠谱的，那么我们或许就应该为受众和阅读者感到庆幸，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和听到来自各个不同视野、不同角度的看法、消息和评论，并且还可以去分析、比较一番，以获兼听则明之效，这毫无疑问是件大好事。然而遗憾的是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原因是过量信息的挤压和应接不暇的信息更迭，使人们既无空间也无时间去加以应对，人们在信息洪流的裹挟之下已手忙脚乱、狼狈不堪，正所谓：“拥有太多的信息使信息的利用变得不可能”。结果进入人们头脑里的信息都是碎片化的：相互间缺少关联，零散无结构，内在的逻辑不完整或没有逻辑，推演论证的过程被简化或被略去，于是，阅读变得“浮光而掠影”，讨论变得“肤浅而花哨”，吊诡的现实呈现在我们面前，涌入的信息虽然越来越多，花费的时间虽然越来越长，但这个世界反而变得更为模糊，更难以捉摸了。而这恰恰又是引起人们信息焦虑的又一重要原因。
心理学家凯利（G. A. Kelly）曾提出“人是科学家”这一著名的命题。他说，没有必要在科学家和普通人之间划一条界限，科学家的工作是理解世界，从而减少不确定性。人也是如此，人们必须不断地去说明周围的环境和事物，以便能够解释和应对它们。凯利认为，我们是在不能完全解析所遇到的事件或者它们有很多意义晦涩难懂时，我们才变得焦虑起来。人的一个重要且基本的动机是要获得掌控感，或者是获得一定程度的掌控感，这里的掌控感是指自己感到自己可以有效地预测、应对和操控环境中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件。掌控感和确定性总是密切关联的，确定性是指人对环境以及环境中的事物（当然也包括与之交往的人在内）所具有的稳定性特点和特性的了解和把握，显然，一个人对身边的一切了解得越多、把握得越准，就越会有信心去进行成竹在胸的应对。
应对方法：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学会质疑式的认知方法，运用拥有个人特点的知识系统和认知结构来加工、同化和评判外在事物
从宏观进化的历史来看，人类终究会在与信息过载这一“环境”的互动中成为胜出的“适者”，然而作为在这个星球上最具智慧且最具能动性的动物，人们应该更为积极主动地推动这一进程，以使我们能够变不安为从容，化焦虑为坦然。其实，可着手之处也无非就是在提供服务的技术管理层面上和接受信息的个体层面上做出努力。对前者来说，如对信息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结构化，即分类、加工和组织，在最初的原始信息的基础上生产出方便用户使用、价值含量高的二次信息；再比如建立有效的信息过滤的机制，完善搜索引擎的功能和使用，使之能够提供准确、快捷和个性化的服务；此外，充分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的网络构架，提升服务效率也应是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不过，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更值得关注的是后者，即使用信息的个体这个层面。首先，就个体的认知资源的状况来说，根本无法去完成加工和接收尚在日益增长的所有信息，所以不能做与海量信息“搏斗”的“堂吉诃德”，要成为“聪明人”：学会科学合理地分配好自己的注意力。这里坚持“有用”的原则很关键，把信息的获取限定在工作与生活之所需的限度之内。当然，这里会引出一个自我控制的话题，那些把大量时间都耗在网上的人，其实是自我控制能力差的人，这些人需要去了解一些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并按照心理学的科学指导进行一些实践的练习，以提升自我管理的水平。其次，针对那些来源多样、充斥着毫无根据之推测和想象、尤其是当引人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发生时，对于搅得人们心神不宁、焦躁难安的信息，人们应选择一种更具理性的态度，学会“质疑式的认知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在接触任何信息的时候，头脑中至少要提出并尝试回答如下的问题：这个信息来自何处？它是一个完整的信息吗？如果不完整，它缺失了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它？它展示了什么证据？证据源自何处？存在着与此不同的解释吗？等等。最后，在超负荷信息的压迫下，仔细且深入的阅读必然被快速又浮表的浏览所替代，信息的接收成了一种忙乱的“快餐”，而记忆里留下的只是些令人懊丧的、难以联结成图的碎屑。这种状况的改变有赖于一个具有独特性之自我的出现，这个自我要保持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进行思考，它的核心特点是能够运用拥有个人特点的知识系统和认知结构来加工、同化和评判外在的事物，它既是开放的，又是独立的；既保持着与信息世界的互动，又展示出个人所独具的自我风格。
上面所谈的这几点其实和近年来人们讨论的“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有密切的关联。如前面所言，在信息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下，就个体层面而言，培养和提升处理与应对信息的能力，应该是我们所能想到的解决因信息过载而引发的心理问题最有效的办法了。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