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幸福是政治的最高境界。政治的最高境界就是让社会成员普遍产生幸福感，不断地增强幸福感。人们的幸福的层次高低不一，但是在任何时空下，人们都会有一定的幸福感，比如眼耳鼻舌身的随时随地的不同程度的愉悦、安适、满足感。可是作为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层面的幸福，不仅仅限于这种感官层面，而是有更高的意境和追求。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不仅从大自然的匍匐下挣脱出来，获得物质生活上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人们摆脱了人与人之间的束缚和压力，人们获得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政治的应然性主要就是分为上述三个方面内容的。邓小平主导的政治改革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具体设计和实施的。1987年3月27日，邓小平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这种改革思路就是考虑到了政治的本质追求就是秩序、效率、幸福。所以邓小平虽然一再强调改革开放，但是绝不容许中国出现社会混乱，中国必须保持稳定，所以多次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没有这个前提和保证，政治秩序就无法保证，改革就必然失败。邓小平改革的第二个方向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他反复强调的重点。没有这一点，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效率，社会主义的根本优越性就不可能体现。他的“三个有利于”的社会主义标准论就是典型的效率思维。邓小平所提出的共富的原则实际上就是政治发展幸福原则的初始阶段的具体化，它反映了以经济发达基础上的平等观念为基础的生存型幸福需求和愿望。
中国按照这样的政治理念为基础而推行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在政治路径选择上简单地用告别文革的冲动来摧毁既有的政治框架体系，更没有因为尊重事实的惯性和需要就一成不变地延续旧有的政治框架体系。
从总体来看，中国近四十年的以改革开放为手段的政治发展史，就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按照政治的应然性基本功能——秩序、效率、幸福的追求为原则的发展过程。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成熟的政治家们，根据历史经验和常识以及自己的卓越政治智慧而做出的正确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路径基本遵循自上而下的稳健推进的发展方向，以道统促稳定、以稳定固秩序，以秩序升效率，以效率促幸福。具体说来有这个时期中国政治路径选择坚持了如下的几个方面的内容作为维度：一是以四个坚持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航标，规设了中国政治改革路径的发展走向。一个政治制度的形成必须要有自己的道统文化作为支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一切基础，从思想文化上看毫无疑问起源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持了这一点就为保证整个秩序提供了明细有力的基础。二是以社会效率的需要和保证为前提，强调威权，提高行政效率。三是提倡依法治国，强调政治制度、政治手段的延续性、稳定性。四是以基层民主、党内民主的渐次推广、提升来培育公民和党员民主意识和民主文化，使得民主真正有效。五是突出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现代化，以此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国际化的反映和中国政治特色化的试验。
以上述路径为基础，当代中国所坚持和实施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民主自治制度，都是以秩序、效率作为最直接的诉求，其实用性、合目的性特点很明显，少了理想主义成分。改革开放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政治路径选择，减少了理想主义色彩，主要是因为有鉴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理想的坎坷命运和文革式革命群众民主理想的破灭，同时也有鉴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拉美模式正反方面经验的启示。所有上述的历史给当代中国政治家的启示就是要把秩序和效率放在第一位的考量，就是要以此两点作为中国政治应然性的主体。至于幸福的应然性只是现实政治路径考量的第二位的因素，它的意义更多是道德层次的。同时，选择秩序和效率应然性优先，也是因为这两者更容易变成实然。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最初被传播和被选择的初衷——救中国于危亡之际、兴中国为富强之国。社会主义在中国人的意境中，其民族性的工具理性色彩很浓厚，这就使得其理想性更容易被实践理性所融化，更多转化为秩序和效率的实然。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路径选择的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总体遵循和借鉴近代西方形成的以民主自由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应然政治理性价值追求时，没有简单地模仿以这种理性而建立和形成的西方现实政治运作模式，没有将这种理性应然和空间实然简单等同起来，没有用同步的要求来实践这种应然。这是政治成熟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近四十年的社会发展的成功，就是得益于在政治路径选择中没有做“合法性”等政治发展中应然性概念的囚徒 ，而是把握住了政治的本质诉求和功能，据此而又弹性地展开了政治改革探索和试验。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的学界人士经常批评中国的政治发展，比如说中国是打左灯而往右行，是跛足的改革，新权威主义会导致集权主义，等等。他们用以指正的方案就是参照英美诸国的选举授权模式，他们忘记了这四十年中国政治实现了秩序和效率这个应然和实然的高程度的吻合，即使在幸福的应然和实然性的实践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其实，亨廷顿早就指出了衡量政治制度好坏的标准，不能简单地以某种应然性理念为基础：“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应然性和实然性的结合点，是秩序和效率——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就在于其高度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