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抗战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团结国内抗战势力、争取国际反法西斯势力的支持的一种策略。毛泽东还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本质是工农民主专政” ，这就意味着民主联合政府是以共产党为主导的。民主联合政府也是一种与蒋介石政权斗争的策略口号，毛泽东曾自豪地表白过这一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讲我们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
综上所述，在近代中国，民主对于多数对其怀有敬意的国人来说，是在工具理性层次的角度上使用的，他们对于民主赋予了很多其他功能和责任、期待，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团结、社会公正，这事实上多少把民主视为一种诊治重病的灵丹妙药。1860-1890年代那些钦羡西方民主制的中体西用派人士，主要是打着维护大清统治的招牌（尽管也有策略的成分）而展开自己的思路的，可谓之皇权民主主义；康梁等维新派提倡的是立宪民主，从表面看来，他们倡导君民共主，后来又顽固地保皇，但从骨子里来看，他们提倡民主还是基于民族危亡的忧患，因此是民族和威权混合的民主主义（类似于后来的威权主义）；孙中山把民族的独立、自由放在第一位，实现民权是保证民族独立、自由的直接内容，因此可以说孙中山是个民族民主主义者。但另一方面，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颇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分，尤其是晚年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等主张，更有强烈的列宁社会主义色彩，所以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实在是很复杂的，难以用一言两语概括，如果非得要给以定性的话，可谓之民族社会民主主义；张君劢的国家民主主义，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民族主义，只不过它更强调现代国家在民主发展中的意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民主主义，从本质上说它是阶级民主主义；欧美派知识分子所主张的自由民主主义在理论上似乎最完善、最动人，其模板基本完全是欧美国家的现实政治制度和运行机制。
实际上，近代中国人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解主要基于情感层次的需要而形成，是以一种非此即彼的否定性思维来考量问题而加以理解的，是处于对中国旧的政治制度不满而产生的一种激情超越的动力下形成的，他们尚不甚明白民主是西方在探寻更符合人性、更富有效率、更公平正义的社会图景时的一种相对稳妥、相对保险的政治路径。近代中国政治路径选择就是以这种各自为是的应然性民主政治作为自己的实然性追求，他们所理解的应然性民主政治是自己的某种已有的直接或潜在的目的为导向，是一种合目的性的自我选择、自我过滤后的思想。按照这样的理想来指导社会变革，其不合国情的地方必然甚多，其实践中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大大超过了设计者们的预料。从戊戌维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一直到国民党执政， 中国尝试现代化政治的实践从个案来看，没有让人满意的地方，甚至有“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的凄凉慨叹。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然性与现实政治发展有限性的挑战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与18、19世纪欧美工业化时代相对立的社会理想，曾经吸引了无数社会下层平民和中低层知识分子，社会主义一度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政治道德的天平，谁要是举起社会主义的大旗，谁就可以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主要兴盛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其流派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但是与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一样，其确切的定义十分困难，甚至于无法界定。1924年英国社会学家统计关于社会主义有260多种定义 ，到20世纪后期据说多达500多种。任何一种定义都有其针对性和合理性，任何一个定义都有其时空的痕迹，但是任何一种定义都无法令人完全满意。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直以社会主义为理想和实践的中共领袖，也不得不从抽象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推行共同富裕的社会体制、机制。但是到底社会主义应当是如何的场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思想和实践，到十月革命后的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都无法给人们提供一致的、合乎理想的答案。空想社会主义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设计有具体的规则，甚至于他们实行的一些实验也有具体的要求，比如，自愿劳动，共同消费，不置私产，公共服务免费，没有国家暴力机器，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设计主要作了是原则性设计，他们在早期的著作中强调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高级发展）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国家，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贫穷失业。按照这个逻辑，社会主义是不应该有国家政治的，当然谈不上民主政治问题了。但后来在1871年围绕巴黎公社革命写作的《法兰西内战》中的确又指出了过渡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过渡阶段的政治体制问题，系统论述了未来社会的政治形式：“（一）废除保护旧国家统治阶级利益的常备军，由武装的人民取而代之；（二）社会的代表应当由普选产生，代表应对选民负责，并且随时可以撤换；（三）实行议行合一的原则；（四）作为政府的工具的警察失去一切政治职能，变为可以随时撤换的负责机关；（五）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取消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七）法官象其他社会公务人员一样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九）地方成立代表会议，主管本地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代表会议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命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十一）通过公社制度组织实现民族的统一。” 这个基于特定历史事件而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设计中的某些思想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后来成为第三国际领导和影响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国家的理想模板。这个民主政治有人认为并非是马恩社会主义政治的最本质的要求，只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策略而已。可是即使如此，它已经是对当时的资本主义政治的极大超越了。它主张的普选、全民平等、公务员制度等，对于长期生活在等级贵贱、贫富差距社会中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个设计中的核心的内容——人民民主和自由这个应然的内容，却在后来苏联式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无法让人们满意。几乎所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是以实现人民民主和自由作为号召民众革命的最神圣的口号而获得成功的，但是在革命获得成功后却遇到了尴尬。革命胜利后的长时间后，敌人总有被消灭的一天，可是此时没有了敌人的人民就是抽象的符号了。人民就由群体的象征变成了个体的展示，每个现实的公民都会把自己个人在民主权利上的应然性和实际生活中境遇加以对照，因此必然会产生的不满情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产生的这种对于该政治制度应然性与实然性冲突的原因，并非完全归咎于这些国家管理层的道德素养、主观愿望、客观能力，与革命和建设中急功近利的宣传、单纯幼稚的理想实在关联甚大。但诱人的美好图景既然绘就，人们就不会愿意龟缩回过去，人们希图朝这个蓝图设计的模样来实现自己所需要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