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就是规矩，是办事的程序。没有规矩，不遵守体现最大共识的程序，社会必然会乱套。与此同时，现代化取向的制度，还必须符合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人文价值。在这个方面，1978年以前的中国，存在着双重缺陷——制度不足与制度的现代价值取向缺失。制度不足，表现为“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制度的现代价值取向缺失，表现为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领导人严重破坏法制的现象。邓小平提出：“如果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根本上消除了专制主义、人治政治等前现代因素。邓小平的答案，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⑰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在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战略思想与3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全面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绝不是在某一局部的修修补补。全面改革，并不是说没有重点，齐头并进。我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普遍要求，要求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重点。现阶段，尽管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但基本国情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少集中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⑱这种状况，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依然是改革的重点。改革不能齐头并进，并不是说可以长期单兵突进。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告诫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⑲这个论断，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越发显示出其真理性：其他领域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既阻碍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也成为社会全面进步的软肋。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我国经济体制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最大成就。与此同时，我国政治、社会领域的改革，也取得一定成绩，但在很多方面仍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在政治领域，腐败问题是党和国家身上的毒瘤。尽管我们提出权力要受到监督与制约，党的十六大初步提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但从理论到实践，还没有找到有效治“本”之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腐败问题，与政府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残余紧密相连。解决腐败问题，要求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党的领导、政治运行与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在社会领域，公平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我国现有发展水平上，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这个问题不抓紧解决，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而且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当前亟需解决的，是“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以“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⑳在社会领域，还存在培育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激发社会活力的问题。在文化领域，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包容差异，凝聚共识，也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
因此，尽管经济体制改革依然是改革的重点，现阶段的中国改革却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说：“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次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与其他领域内的改革是什么关系？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使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同推进，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思路，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