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性质（理念、制度、模式）和国家实力这两个对其重塑和主导国际制度和秩序构成挑战的主要因素看，美国的对手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从冷战后美国对付中国和俄罗斯的手法看，其主要实施的是西化、遏制和融入战略。西化是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纳入西方体系的最高层次战略，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策，这种战略美国付出成本最低而效果最佳。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支持中国和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和所谓“民主力量”的发展，意欲实施所谓“颜色革命”，从内部改变这两个国家的政体，使其实行西方体制，从而将其纳入美国控制和主导的世界体系。在西化中国和俄罗斯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美国就采取了围困、打压所谓遏制战略，意欲破坏、阻止、限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削弱和消除其对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威胁。美国在亚太实施的“再平衡战略”、提升与亚太盟国军事安全关系、推高周边国家与中国的领土之争等，在欧洲推动北约不断东扩、部署欧洲反导系统、鼓动邻国与俄交恶、对俄制裁等，都是美国实施这种战略的手段。遏制战略并不能阻止这两个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不能最终解决中俄对美控制和主导国际秩序的挑战问题，基于这个现实，在不放弃实施西化和遏制战略的同时，美国又采取了所谓融入战略，即将中国和俄罗斯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让中俄遵守和服从现有国际制度和秩序，规范和约束中俄行为，不使中俄对美世界领导地位构成威胁。正如《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言，“敌对国家和政府只有一个选择：遵守国际规范、融入国际大家庭。如果它们拒绝这条道路，它们必将为自己的错误选择而蒙受损失，必将更加孤立。”这就是美国所谓的“接触”与“防范”的双重战略，“接触”是为了了解对手并通过与之交往，实施对其西化和融入战略；“防范”是为了阻止、限制对手实力增强和影响力扩大，同时施加压力迫使对手融入西方体制，两者方式途径不同，一手软一手硬，但殊途同归，都是消除或限制中俄对其世界领导地位的威胁，实现其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目的。
基于对中国和俄罗斯发展预期的不同判断，当前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接触”与“防范”战略侧重点不同，对俄“防范”大于“接触”，对中国则“接触”大于“防范”。虽然俄罗斯拥有广袤的土地和资源，也拥有强大核武库和先进常规战力，但从俄罗斯先天不足的经济发展结构，和相对薄弱的人口资源以及恶劣的周边地缘环境看，俄难以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因此，美国重在通过围困、打压等手段，遏制俄罗斯的发展，将其彻底变成一个地区性国家，不再对美构成全球性威胁。但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中国的内在因素决定其发展难以遏制，只从外部进行围困、打压，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也就是说中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将会变成现实。基于这个判断，美国在不放弃西化和遏制战略的同时，对中国更注重实施融入战略，侧重将中国融入其主导的国际体制，约束、限制中国的行为，不使中国的发展对其世界领导地位构成挑战。近年来，美国在国际政治安全事务中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在一些国际经济金融机构中适当增加中国的权力，推出TPP迫使中国被动加入，与中国协商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达成。同时，在国际上要中国成为负责的利益攸关方，操控规则解释权和话语权，将中国的合法行为上升到道德领域以降低中国运用实力的合法性，削弱中国对制定和塑造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的影响力。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对中国奉行融入战略的表现。 价值观输出 在全世界推行美式价值观是美国列明的四大国家利益之一，也是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实际上，自20世纪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以来，一直在以自己的价值理念勾画、塑造着世界，行使对外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和文化行为，维护美国利益。我们考察美国的价值观输出战略，既要看到其源于宗教和哲学的价值理念追求，也要认清其基于谋求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可以说，美国价值观输出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高度结合。
首先不应否认和忽视的是，美国在全世界捍卫和推行其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权所谓“普世价值观”，是源于其植根于骨血的基督教信仰和欧洲先哲思想。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上帝“拣选”了美利坚民族，作为“将全世界引向正确的宗教和自由的灯塔”，美国不仅自己负有建立一个崭新国家为世界树立典范的特殊使命，而且也肩负将自由、民主和平等这些上帝赐予的权利赐予全人类的神圣责任。20世纪初获得世界霸主地位，二战和冷战取得最终胜利和一直保持着世界所向匹敌的实力，使美国对自身制度拥有强烈的道德自信，将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看作是终极的、普世的制度，视为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自二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均把对外推行美式价值观和制度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责任。罗斯福称“民主必将传播开去，取代其他统治人民的方法”；杜鲁门发誓“美国要承担世界的领导责任，不但要为自己也要为全世界人民谋求繁荣和昌盛”；肯尼迪宣告“应让每一个国家明白，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负重、克服任何艰难，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尼克松说，如果美国无法发挥作用，“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势力就将威胁到全世界所有的自由与民主的国家”；里根保证美国必将成为“自由的典范”和“希望之光”；小布什将美国的责任定位于“运用自己的道德和物质资源，促进民主与和平”；奥巴马表示，“美国之所以能够从一群处在大不列颠帝国管辖之下的殖民地成长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因为我们一直忠诚于我们的普世价值”，发誓“将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这些普世价值而不懈努力”。
同时，还应当看到美国推行其价值观更有谋求自己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人的思想规范着人的行为，人的价值观决定着人的行为模式。如果他国认同自己的价值理念，实行自己的政治制度，建立同自己一样或相似的社会体系，那么，美国就会保持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政治影响力，他国就更会愿意接受和服从美国的领导，也就更有利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和维护国家利益。因此，向外推行“普世价值观”，让全世界接受其价值理念和实行其民主制度，是美国国家的利益需要。《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美国的价值观是捍卫国家安全最有力的武器”“美国长期的安全和繁荣依赖于我们坚定捍卫的普世价值”“相对于那些否认这些普世价值的国家，认同和拥护这些普世价值的国家对美国更友好”“只有为国家安全与普世价值筑造共同的堡垒，我们才能保障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从全球范围看，美国凭借其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实力，以及对国际制度和秩序的主导权，并借助世界全球化之势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美国拥有的强大物质基础和技术能力，为其价值观的全球推行提供了条件，其主要途径有：通过掌控的全球广播媒介，宣传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通过建立和资助非政府组织，以文化交流方式进行理念渗透；通过文化商品的输出，传播美国生活方式；通过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互联网，建立全球各种媒体网络，进行媒体外交。美国拥有的国际制度和秩序的主导地位，也为美式的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广提供便利。全球化在“普世价值”掩盖下很大程度美国化了：从经济一体化到文化同质化再到政治民主化，最终实现美国所谓的政治全球化。
从国别来看，美国向他国推行其价值理念和民主制度的主要采取和平演变、高压就范和武力入侵等方式。和平演变是一种利用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等软性手段，对异质国家进行价值理念渗透，从内部培育壮大反对势力，推翻其政权、瓦解其政体，使其实行西方制度的一种战略。前苏联的解体是美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最成功战例和最大成果，东欧剧变和中亚“颜色革命”也是美国实施和平演变的结果。在对一国实施和平演变不奏效情况下，美国就会对其实施高压就范战略，即通过对其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等高压手段，对其进行长期围困和压制，促使其政权崩溃或逼其就范。美国对古巴、朝鲜、伊朗、缅甸实行的政策就是高压就范之策。在和平演变和高压就范均不成功，且战略利益急需或出现有利时机情况下，美国就会采取直接武力入侵的方式，推翻其政权、改变其政体。美国对伊拉克、利比亚、前南联盟的军事入侵，就是这种方式的体现。
历史上，美国曾试图使用和平演变和高压就范战略来改变中国政体，但均未成功。这其中的深刻原因，不是美国不够努力、策略不得法，而是中国找到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理念、制度和道路具有强大抗压性和生命力，具有抵御西方价值理念渗透的免疫力。实践证明，异质国家是否会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渗透、演变和颠覆，不取决于西方国家，而是决定于自己，只要选择好适合自己国情的正确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就能“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