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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先生的文化自觉

张岱年先生是颇具有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大家。当年在文化热中,他关于国民性之优根性和民族精神的演讲与文章,影响很大。张先生特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创造性解读,而这两方面都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息息相关,给予我们启发良多。

“古代虽没有价值观的名称,却有关于价值的学说”

张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中,与文化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关于价值的思想学说。古代虽没有价值观的名称,却有关于价值的学说。”他肯定儒家强调道德价值的重要性。孔子讲“君子义以为上”,“好仁者无以尚之”,就是认为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即表明人们为了实现道德理想可以牺牲生命。孟子更明确肯定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人人有贵于己者”,这固有的价值即“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是天赋的,别人不能剥夺的。荀子虽不承认道德是天赋的,但也肯定人的价值在于“有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儒家确实是主张道德价值至上的。墨家肯定“天下之大利”“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认为公共利益是最高的价值。墨家认为道德最高的准则是天下之大利,可以说是公利至上论。道家强调价值的相对性,可称为相对价值论。法家则完全否认道德的价值,可称为道德无用论。这是张先生对诸家价值观的基本定位。

张先生首先把价值观的主要问题分析为二:一为价值的类型与层次的问题,二为价值的意义与标准的问题。就类型而言,真为认识的价值,善为行为的价值,美为艺术的价值。他又指出,人本身也有价值。人生的价值何在?如何生活才有价值?这是每一个自觉的人不能不回答的问题,而人生价值问题也包含关于真善美的价值。他系统研究了春秋时代的三不朽说、孔子“义以为上”“仁者安仁”的道德至上论、墨子崇尚公利的功用价值论、孟子宣扬“天爵”“良贵”的人生价值论、道家“物无贵贱”的相对价值论、《易传》与荀子关于价值标准的学说、法家的道德无用论、董仲舒“莫重于义”的价值观、王充提倡“德力具足”的价值观、宋明理学的价值观、王夫之“珍生务义”的价值论等的见弊得失,最后对古代价值观做出总的评价。他认为,两汉以后,儒家的价值观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儒家肯定人的价值,强调道德的重要,对于传统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在义利关系、德力关系上,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出现了严重的偏向,不关注如何提高物质文明的问题。他说:“儒家强调道德的尊贵,高度赞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志士仁人,这对于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发展,确实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道德理想与物质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忽视人民的物质利益,则道德将成为空虚的说教了。”他又说:“义利问题争论了两千多年,到现在也还有其实际意义。现今的观念变革,应该对于义利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古代儒家‘重义轻利’是片面的;但是,如果‘重利轻义’,专门谋求个人私利,以权谋私,见利忘义,那就更是错误的了。”“西方有所谓‘力之崇拜’,对于西方近代文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德之崇拜’。无论片面强调力或片面强调德,都属于一偏,正确的方向是德力的统一。”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中期,张岱年先生重视传统价值观的研究,一方面肯定儒家优长,强调道德人格、仁义价值的创造转化,另一方面又批评儒家的局限,借取诸家和儒家非主流派,倡导义与利、德与力的辩证统一。张先生自觉地为当时的经济改革和思想解放服务,因为在观念上与行为上统一义利、德力,在彼时也是一现实问题。

张先生当时并未将学术史研究屈从于时势,但他关注时代问题的挑战,从理论与思想史的讨论中追溯历史包袱的由来与解决方案,表现了一位哲学史家的可贵的理论自觉、高超的智慧与娴熟的能力。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传统的展现。

“中国新文化的灿烂未来,有待于思维方式的更新”

除价值观的转化外,张先生还关注另一个问题,即思维方式的问题。

张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一是长于辩证思维,二是推崇超思辨的直觉。中国辩证思维强调整体观点,推崇直觉。“由于重视整体思维,因而缺乏对于事物的分析研究。由于推崇直觉,因而特别忽视缜密论证的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只有诚心诚意地学习西方。在今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时代,必须做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既要发挥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更要学会缜密分析、进行实验的科学方法。中国新文化的灿烂未来,有待于思维方式的更新。”这就清楚明白地指出了他当时研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现实性、目的性和针对性。

张先生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概说》一文中,全面地讨论了传统思维方式的优劣得失。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整体观点,或曰整体思维;二是对待观点,或曰对待思维。”他研究了传统哲学的直觉方式,指出直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惯常思维的局限,启发崭新的理解。关于分析方法,他指出,传统哲学中,分析方法不甚发达,但亦非完全没有。中国哲学中有思与辨,墨家、名家对分析思维有贡献,宋明理学家中,朱子兼重分析与综合。他指出:“模糊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缺点。我们现在要改造传统的思维方式,首先要变革模糊思维。”

张先生认为,比较具体的思维模式中,阴阳五行模式值得重视,用相生相克说明五个类型间的相互关系,有一定效果或意义,当然现在不应拘泥于这种解释模式了。“经学模式限制了思想自由的发展,束缚了创造性的思维,对文化学术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张先生强调,不能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应进行分析。传统思维方式的优点在于辩证思维,缺点是分析方法薄弱。“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与西方哲学的辩证法,亦有不同之处。中国比较强调对立的交参与和谐;西方比较强调对立的斗争与转化。”他指出,我们应对传统辩证思维予以提高与改进,致力于辩证思维的条理化。同时,我们应大力学习西方的分析方法,致力于分析思维的精密化。思维方式的改进,应使辩证思维与分析思维这两者相辅相成,统一起来。

以上足见张先生有关思维方式的研究,意在变革、改进,是对改革开放时期的哲学问题与方法的回应,具有方法论的启示。

(作者为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

阅读延伸

张岱年及“文化综合创新论”

中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他“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融合为一”,“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张岱年主张“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其中“唯物”指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的辩证唯物论;“理想”指中国传统的道德与人生哲学;“解析”即西方的逻辑分析法。他认为,中国哲学发展的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道路。  (左明仁)

[责任编辑:焦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