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综合国力已成为世界第一，其决策者意识到，体现在规则和秩序原则中的力量最为深刻和持久，而体现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国际制度的确立，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最佳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美国实践这一理念创造了历史机遇，它成功主导创建了新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政治上，创建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国家间行为准则、以联合国为主要组织机构的联合国体制；经济上，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安全上，构建了双边和多边军事同盟的安全体系。
联合国的创建和《联合国宪章》的确定，是以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大西洋宪章》为基础的，体现其对国际秩序以集体安全和大国合作为核心的理念，也反映了美国主导国际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联合国的诞生，是国际制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使战后国际秩序得以重建并延续至今，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美国追求的国际秩序理想变成了现实，代表着美国获得政治霸权地位。
美国在经济领域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后变为“世界贸易组织”）为组织机构，以美元为中心、以美国经济实力为基础、以西方经济观念为准则的世界经济框架。美国在安全领域组建了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多边军事同盟和其他双边军事同盟的安全机制，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安全体系。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上所构建的组织和体制，形成了新的国际秩序，确立并保障了美国作为世界事务仲裁者、调解者的霸主地位。
人类进入21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形势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秩序开始演变，其主要特征是国际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正在发生转折变化，国际机制和规则处于深刻调整期。导致这一结果的动因是全球化、新兴大国崛起、金融危机和新安全问题的产生。
全球化通常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互相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人类越来越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解决全球问题越来越需要世界各国协调配合、共同努力，这对国际秩序调整和重塑的观念、方式和结果带来深远影响。
近年来，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成为打破现有国际格局、促进国际秩序调整的一大动因。在西方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持续低迷情况下，新兴国家经济则表现强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占据主要地位，也推动了世界权力重心东移，新兴国家开始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同时，经济实力的增强使新兴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大幅提升，它们不仅要融入现有国际体系，而且还要改进和完善现有国际体系，这促动国际秩序步入演变期。
金融危机导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产生两极分化现象，各国利益和诉求分歧严重，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而且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产生叠加效应，国家内部政治、社会矛盾凸显。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国际规则和观念受到冲击，联合国作为国际权力中心的地位受到削弱，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制面临调整。
21世纪以来，世界产生了新的安全问题，就是恐怖主义的兴盛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产生。在全球化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加重分化程度，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不计后果的干预政策，以及文化理念冲突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恐怖主义呈井喷之势，成为一个世界性安全问题。恐怖组织不仅向自主化、分散化、多样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而且出现恐怖组织建立了一个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占地面积二十余万平方公里和一千多万人口的“伊斯兰国家”的极端现象。此外，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在惠及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网络安全、核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公共卫生安全和跨国犯罪等。这些新出现的世界性安全问题，深刻冲击着人们的安全观念和现有国际安全机制，国际安全机制面临着调整和完善。
在新的世界格局、形势、观念影响下，无论一国或集团力量多强，凭一己之力再也无法或难以解决世界性问题和难题，这对美国以前凭借自身强大实力寻求对国际事务主导和对国际秩序控制的逻辑与实践带来挑战。无论是G20取代G7承担起对全球经济、贸易、金融、环境、能源等领域的治理角色，美国通过与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寻求妥协，促成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终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是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核安全、防扩散等安全领域达成一系列协议和安排，都反映了美国必须与他国特别是大国协商并取得妥协，才能重塑国际秩序的现实。
但是，以保持和巩固世界领导地位为其全球战略，并一直保有这个特殊地位也习惯于领导世界的美国，绝不甘心失去或削弱世界领导地位。正如《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言，“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是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塑造能够应对当前时代挑战的国际秩序”“唯有如此，才能在二十一世纪更富有成效地推进美国的利益”。因此，在新的战略格局和形势下，美国仍然努力寻求主导国际秩序的调整，维持其制度霸权。美国不仅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保持着强大影响力，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向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且仍然把持着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大发言权，并主导了反恐、防扩散和核安全等安全领域协议、安排的达成。为了应对新兴国家对其全球和地区经济主导权的挑战，近年来美国以自己的经济理念和标准，推出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自贸区协议”（TTIP），覆盖了亚太和欧洲39个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近百分之七十的区域，从而将世界主要贸易区均纳入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达成后，奥巴马发出了“美国不能让中国等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美国必须制定这些规则”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