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如何面对告别者
回到具体的做法，对于一个告别者，最好的状态是拥有一个清醒的告别过程。这一点想做得有尊严相对容易，但对医生来说相当大的挑战是如何告诉病人实情，接下来的治疗如何不以无效的挽救为目的，而是以减除痛苦的医学抚慰治疗为目的。医生给病人插很多管子，最后他又疼又难受，其实不如在这个时候让他吃止疼的药，能睡一个好觉，保持还算不错的胃口，有尊严地交流。
那么如何把痛苦的无效挽救治疗演变成具有抚慰和“麻醉”性质?我们在探讨的时候要倾向于后者。如果都像巴金那种，孩子掉着眼泪说，我爸爸在为国家活着，插了无数管子。有价值吗?有意义吗?没意义。因此当告别者有一个清醒的告别过程的时候，我们要尊重他本身的意愿，而且这是时代进步会产生的结果。一代又一代人，学历越来越高，越来越有文化，如果不能在死亡这点上有高超的认识，学历和知识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这一代人——不仅是因为我是蒙古族——当你拥有一定的学历，受过很多的教育之后，你应该对死亡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越是受到过高等教育，越应该接受“不要去浪费太多的资源”，要尊重科学，探讨如何更好地有尊严地告别。
但是接下来的挑战在于，不是所有的告别者都拥有一个还算长的清醒的告别过程。如果一个人突然发生疾病迅速到无意识状态，这个时候必然是亲人和家属要替他决定的，这怎么办?亲人和家属一旦要做决定的时候就不再仅仅是亲人和家属本身的知识和医院水平所起作用了，另一方面在围观者。这就很难了。
另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信任，亲人与家属经常把小概率的期待给放大成100%。这个时候是对医学的一个挑战，那么医生在告知亲属的时候，有没有给另一个选项，让他增大对事实的信任?作为告别者的家属，当他信任了这个结果是不可逆的时候，他会选择更理性的结果。但是家属经常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上，想再去为挽留告别者生命赌一把。
那么我们在遇到像脑死亡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机制和体制保证正确的选择措施呢?是否可以像第三方一样，能够让家属做出“拔掉管子”决定的同时获得一种抚慰?
武警总医院急诊科的主任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天送来一个遭遇车祸的孩子，门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六个人跪在那儿。他很清楚这个孩子没了，各项指标都显现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在手术台为这个孩子继续抢救了将近两个小时。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外面这六个人有一个接受的过程，这两个小时其实不是在治孩子。外面有人劝阻有人讲解，孩子家人从那个简直不能接受的一瞬间，慢慢经过了将近两个小时。这个时候主任出来了，告诉了他们最后的结果。前面两个小时该做的工作都已经做了，这何尝不是一种尊严呢?我们还要考虑他的亲属的感受。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医学也应该做这样的统计：有多少人是拥有清醒的告别过程，而多大的比例是拥有不清醒的告别过程。然后能够更准确地探讨这个问题。可以知道“死亡教育”有多少比例是针对本人，有多大比例是要做亲人和家属的工作。
在这个社会上更难做的是对围观者的工作，只有当围观者对生命有更加准确的认识之后，患者的内心活动才可以不那么落伍。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确是需要死亡教育，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点根深蒂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