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儒学而言，新文化运动亦为一场现代儒学之除旧布新、去芜存真的革新运动。新文化运动中西方新思潮的激荡和反儒思潮的兴起，既使古老的儒学深陷礼崩乐坏的危机之中，亦使其获得了经现代性的洗礼而浴火重生的转机。易言之，儒教批判恰恰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必要步骤。关于这一点，新儒家哲学家贺麟的观点尤有见地。1941年，贺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盛赞新文化运动之于儒学新开展的意义：“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虽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于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国藩等人对儒学之倡导与实行，只是旧儒家思想之回光返照，是其最后的表现与挣扎，对于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却殊少直接的贡献，反而是五四运动所要批判打倒的对象。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25倡言“新心学”的贺麟精通西方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译介居功甚伟。他将中西会通、古今融合视为儒学及中国哲学新开展的必要条件。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儒学日益陷入现代性挑战的危机之中。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的“新心学”的崛起，正是伴随新文化运动反礼教思潮而兴起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之表征。
辛亥革命，王纲解纽，中国经历了由帝制而共和的政治转型，新文化运动是随政治变革而兴的一场意识形态变革运动。西汉以降，儒学成为帝国之社会整合模式的枢纽。作为帝国正统意识形态的“王官之学”，儒学成为大一统帝国上层结构之帝王政治与下层结构之宗法社会相联接的纽带，科举制成为“皇权—儒学—士大夫”三位一体结合的粘合剂。因而，五四时期儒学的危机，与其说是一种古典思想学术的危机，毋宁说是中华帝国之社会整合模式的危机，其归根结底实为中国古今社会转型的表征。金观涛、刘青峰在《开放中的变迁》一书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组织体制的特征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上、中、下三个层次权威合法性的共同来源，而实现了三者的整合。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家官僚机构、乡绅自治、宗法家族三种组织层次均认同于儒家意识形态，这种传统一体化结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整合方式。26晚清以降中国对外开放，遇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冲击，社会危机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传统儒家意识形态不变，系统将难以适应内部整合与对抗外来挑战的双重压力。于是，旧结构只能以更换意识形态来适应开放环境。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开放环境中的变迁模式表现为：“传统一体化解体、意识形态更替、新一体化结构建立这样三个阶段。”27“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不得不开放，传统一体化结构再也不能保持不变了，但系统却呈现出一种新的行为模式：它用意识形态更替来建立新的一体化结构以适应工业文明冲击下的新环境。这种行为模式使得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的组织方式继续保持下来，呈现出中国社会深层结构巨大的历史惯性。”既然新文化运动是传统一体化结构变迁中之意识形态更替的关键环节，它自然有其不容低估的正面的历史意义。“对清王朝的现代化尝试，辛亥革命、五四青年的激进主义，以及国共两党的社会整合，都应该承认它们有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与意义。我们相信，将来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它绝非一连串的失败，过去的世纪颇为壮观地体现出中华文明顽强的生命力和伟大的创造力。”29质言之，新文化运动的儒教批判，是中国古今社会转型和意识形态更替之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
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家纲常名教的伦理革新，表征着由家族主义之宗法伦理而自由平等之公民伦理的古今伦理转型，它是从宗法社会到民族国家转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孝道为中心的儒家礼教是一套植根于乡土中国之宗法社会和农业经济的传统伦理体系。在现代化之“从共同体到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大转型中，礼教之立基于血缘共同体和等级身份制的宗法伦理随着商业社会的兴起而趋于解体，家族本位的宗法伦理为个体本位的公民伦理所取代。五四时期反对礼教之三纲五伦和家族主义的伦理革命，表征着古典中国宗法伦理的衰落。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角度，揭示了农业社会之伦理治国被工业社会之法律治国所取代的历史趋势。2009年10月1日，他在《国家六十有感》一文中指出：不要贬低以道德伦理治国，因为这种治法成本远低于司法制度。从一个不靠科技产出而靠家庭农作与手工艺为生计的社会而言，高成本的司法制度并不可取。然而，以道德伦理治国的一个最头痛的大麻烦，是其没有弹性，修改不易。法律可以修改，但道德伦理修改极难。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经济需要转变了，但管治制度改不了，将会带来灾难。管治成本愈低的制度，愈没有修改的弹性。“三从四德”的家庭传统与道德治国相契合，在重视农业、手工业甚至商业的社会而言，这种低成本的管治制度是可取的。困难的出现是人口上升，不靠工业的发展不足以糊口。工业的发展要让家庭产出转到工厂去，需要年轻人离乡别井，进入没有亲属同事的工厂操作。这样，以家庭产出的传统开始瓦解，成本较低的伦理管治被逼着要转到司法或法治那方面去。30值得注意的是，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关于儒教命运的观点与五四时期李大钊用唯物史观分析儒家伦理的观点，不谋而合。张氏的经济学分析，深刻地揭示了儒家伦理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历史命运。新文化运动的儒学批判，实为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思想表征，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