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大问题则来自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相对于快速前进的互联网，政府职能的转变滞后将会成为“互联网+”推行和作用的一大困难。庞大的科层体系对创新的迅速转化的滞阻，以及政府职能如何、何时能从监管走向治理与服务，考验着当局的执政能力。因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特征，“互联网+”本质上要求市场导向和深化对外开放。开放不仅是对外的，也是内向纵深的。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行政垄断的经济部门的改革，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些部门中，相当一部分被称作国民经济命脉。“互联网+”的推进并不等于私有化，而是将“游戏规则”统一。不能因行政高墙，庇护滞后因素，导致国家发展的消极战略后果。另一大挑战则来自制度配套建设。制度配套建设包含两个主要含义。首先是创新氛围和研发转化的激励。第二是为创新提供经济和法律的制度支持。前者要求从当下互联网带来的浮躁和焦虑气氛中跳脱出来，进入工业领域深耕细作的生命周期。后者则对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提出了要求。
第三个问题则要聚焦社会。每一次转型都可能出现各类新的社会问题。“互联网+”推动的社会转型并不会例外。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话语饱和”的世界，人们争夺一切，包括语言。语言的背后是信息，也是知识，更是权力。掌握发声器的人越多，噪音也就相应地越大。因此，随着社交网络的勃兴，信息传播介质的改变，信息爆炸已经成为常态。而信息爆炸的背后，新型交往结构也在让互联网语境之下的主体感受到去中心化和剧烈的不确定性的动荡。所有的商业行为都试图与实际的用户建立尽可能亲密的联系，但是所有的言语行为又指向了人的身体与其交流时所处的位置的分离，这种交流的时空远距化又致使身份角色的进一步分裂成为现实。主体在表征的不确定性的危机中倍感迷茫。失稳的主体该如何在迅猛的变动中寻求生存的安全感和发展的稳定性？这种破坏性和创造性并举的潜能在当前的典型代表就是投身互联网的创客大军。但是对于政府而言，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同时是否会导致新的失业问题？创业潮会否成为新泡沫？
其中，大学生群体成为被重点激励的对象。《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允许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的规定更是将这种激励推向了新高度。大学生如真正选择以创业代就业，缺乏市场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年轻人将成效几何？是否会形成独秀几只，炮灰累累的“惨烈”局面？
一方面对大众创业倍加鼓励，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创新却受到压制。专车之争即鲜明一例。创新的分享式经济与传统的出租行业的协同方式的利益相关者发生碰撞，社会创新名义上被倡导，实则却在现实利益面前败下阵来。随着“互联网+”政策的推进和社会创业创新氛围的高涨，社会主导的创新会日渐增多，如果不能处理好政府监管与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类似互联网电视牌照之殇、专车之争的此类由于创新与制度不匹配而产生的矛盾将会愈演愈烈，既不利于创新的推进，也无利于全社会的共同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