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认识互联网在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中所处的地位。首先，互联网作为一种高速生长中的基础设施，这种生长的潜在空间在中国尤为突出。宽带提速和移动基站的建设，是互联网普及和提速的硬件保障；服务器、通信协议、OA系统等信息安全设施的软件保障。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的发展本身就可形成巨大的经济拉动力。同时，互联网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新引擎，还能够与各类传统产业结合，或者说各产业不得不与互联网发生关系。媒体出版、广告营销和通信已经被互联网化：产业生态变革带来的行业规范和受众需求的全盘改变，极大地影响了它们生存和发展的方式。金融业的互联网化走在制造业之前。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P2P人人贷、移动支付和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金融模式，引发传统银行的集体危机。而互联网与制造业的结合则可能导向生产、管理、销售的智能化多位一体，即信息物理融合系统。
但是互联网的影响能力远不止于此。正如每一次工业/科技革命在改造经济的同时，也改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一样，互联网作为更新社会结构的潜在动力也不可小觑。互联网的发展首先变革了人们的沟通方式和自我呈现方式。自微博出现以来，“舆论”成为逐步升温的热词。微博、微信等公共空间与主流媒体形成的话语场之间的对抗和张力，成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重要范式。而这还远远不是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作用的全部与终结。一个趋势是，它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力量。
“互联网+”，一场比特化的革命。自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互联网+”以来，各方对“互联网+”的理解有两类不同视角：一类是从互联网本身出发，多属于产业方向的中观解读；一类则是从政府和政策角度出发，从宏观面寻求“互联网+”的题中之义。这两类视角的区别实质在于行为主体范围的区别。笔者在本文中采取后一种视角，回归宏观政策。
卡斯特在他对信息技术革命的研究中提到，“不论美国或全世界，国家才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动者，而不是车库里的企业家。”⑧这是由于国家具备发展大型研究计划和大型市场的能力。但是，企业家绝非不重要。创新氛围和企业家在科技进步中所起到的作用已经在历史上无数次被证明。在国家的“发动”之外，正是“受到技术创造文化与快速个人成功之角色模型刺激的分散化创新”，⑨真正促成了新的信息技术的蓬勃兴起。
如果以政策作为我们的出发点，那么丹尼尔·贝尔在论述后工业社会时所采用的社会结构—政体—文化的框架，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认知政策之外的纷繁复杂现象的有利框架了。尽管贝尔的总体化理论颇受质疑，但是我们仍可以借用他的中轴原理来将这个问题逐层抽解。换句话说，所谓的社会结构—政体—文化，即是经济化的社会运行模式，参与管理的现代政体的主要模式，以及实现和加强自我的愿望构成的文化样态。⑩这也是作为执政者进行国家管理时所最需要把握的三大主要方面。与这一架构相似的是，当我们走入“互联网+”这一政策时，它也拥有着自己的底层架构，这一架构由国家和政府及与之关联的大型企业主导；它具有自己的“政体”，各方参与将在政策之外广泛地拓展概念的意涵和实践的可能性；它必定会影响文化，因为它将促使社会语境发生变化。
首先，基础性建设：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概念是模糊的，极具拓展性。一般意义上的基站建设之类的做法可以被称作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同样地，当阿里巴巴用淘宝和天猫为各类商户提供平台时，它也可以被称作基础设施，因为对于它的用户而言，阿里巴巴完成了“基础设施”的相似功能。有一个例子更能体现概念的模糊性和开放性。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妈妈致力于使用自身的数据和数据分析服务，打造具备电商特色的全网营销平台。这也可以被视作使用大数据和云服务为商业机构提供基础设施的案例。
拓宽云技术的范畴，那么所有利用互联网进行存储、计算和开发的公司都可以被称作云公司；同样，基础设施也可以变成一个可以被推广和包装的概念，虽然它较之前者有着更多的官方意味。这样的概念推广本身并不能创造实际价值，但是它可以提示我们，当我们谈论“互联网+”时，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其核心究竟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