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发展和互联网对其他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渗透呈现了指数级增长的特点。时至2015年，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已经从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一种引发变化浪潮的强力催化剂。发生巨大改变的不仅仅是全球互联网本身，也包括中国互联网引发的国际关注。中国成为互联网新大陆重镇。2014年，新浪微博、京东、阿里巴巴等均赴美上市。尤其是阿里巴巴在纳斯达克上市之后，其市值位列全球互联网公司前三名，目前仅次于谷歌，领先Facebook与亚马逊，处于2000亿美元以上量级。而在香港上市的腾讯，其市值也逼近2000亿美元。在阿里巴巴上市同月，标普资本IQ（S&P Capital IQ）公布的报告中，除阿里巴巴和腾讯之外，百度和京东也处于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排名前十位。④同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5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如此的企业体量和网民规模，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关注和国内聚焦，使得互联网未来的相关命题必须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加以体现，并且这种体现应该是强有力的、宏观性的、可阐释的架构。
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中，企业对互联网的应用被分为四类：沟通类、信息类、商务服务类和内部支撑类。然而这四类应用主要集中在企业的信息需求、公共关系运营维护需求和人事需求上。信息化基础设施普及程度虽高，但是在应用的深度和可拓展性上尚不足够。传统行业触网的方式主要体现为O2O的商业模式的贯彻上，但是互联网对生产环节、管理环节的深度影响，几乎难寻迹象。例如，以家电业为例，《中国家电企业互联网转型报告（2014）》指出：“中国拥有6.32亿互联网用户，这催生了充满活力的科技行业、繁荣的社交网络和世界最大的电子零售（面向消费者的电子商务）市场。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活动都发生在消费端，各个重要行业都没有跨越向线上转型的早期阶段。事实上，大约一半中国中小企业才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采购、销售和营销等活动。这意味着最激烈的变化还没有到来。”由此可见，宏观经济下行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遭遇瓶颈，主要国家互联网与产业更新的国家战略的出台所引发的新一轮紧迫感，中国互联网的体量与地位的倒逼，以及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深度渗透不足的客观现实，激发了“互联网+”作为一种必需的政策出台的整个过程。
“互联网+”：政策指向何方？
当我们谈及“互联网+”，首先就需要明确互联网在政策和国家战略中所处的位置和“互联网+”的概念范畴。
互联网，一次“根本创新”。每一次工业革命都需要并且以一个全新的“动力引擎”出现和全面投入使用为标志，而后其他的工业机器或各行业在与之适配的过程中被更新或是被重新创造。曼纽尔·卡斯特在他著名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谈及工业革命，他认为其核心部分在于“能源生产与分配的根本创新”。⑤他在书中引用技术史学者福布斯（R. J. Forbes）的观点：“蒸汽机的发明是工业革命的核心事实。”⑥所以，如果我们采取“动力引擎”这样一个比喻——它是相当范围内生产和生活赖以跃动的供血的心脏——那么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动力引擎就是蒸汽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引擎主要被上溯至电力；第三次科技革命则追溯至信息控制技术的应用。如果我们承认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说法，那么它的动力引擎，则应该是互联网。纵观几次革命的动力引擎，通常它们都既是本身可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同时又普遍用于生产和生活，对现有生产工具和生活方式均做出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改变。“蒸汽机的力量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依照所需要的力量创造出来。”⑦福布斯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日的互联网：互联网的力量可以在任何需要它的地方，依照所需要的力量创造出来。无论你意愿上是否需要，互联网就在那里，你不拥抱它，它也许就会创造出新的东西，替代你，毁灭你。
